本文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作为研究对象。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灾难性的战争后果使得后人不断反思战前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应予以肯定还是否定?对日政策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运用宏观—微观关联决策分析模式,在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以期做出较为客观理性的评判。论文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对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的对日政策进行梳理。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具有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使人们在理解和确定其历史地位时,必须面对许多无法解释和难以从理性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难题。因此,要准确客观地评价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就必须要理清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发展轨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对外政策上坚持以日本为外交重心,谋求与日本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奉行联美制日政策,借助英美制衡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将申诉政策确立为对日的主要政策,而且在事变的处理过程中逐步强化,直到1933年2月日本退出国联,这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申诉政策阶段;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为标志,正式转向对日局部妥协政策;1935年日本提出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并积极策动华北事变,大国合作制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主要对日政策。由此,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趋向强硬,抗日的外交政策初步形成。上述演变构成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内在发展主线。第二部分,运用宏观—微观关联模式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进行理论分析,探讨制约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结构性因素。这种模式从国际体系结构、国内权势结构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来分析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受制于远东地区的大国格局,只能是顺势而为,缺乏完全的自主性;在国家社会层次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与国内的权势斗争纠缠在一起,政策经常不是从纯粹外交利弊的技术层面的考虑出发,而是受制于国内的政治分裂现实。在决策者层次上,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外交战略观影响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策略选择。总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受到远东地区的大国格局、中国国内政治未统合和主要决策者的外交战略观等因素的制约,因而具有被动性和妥协性的特征。第三部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评价与反思。首先,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目标、基本原则和策略手段。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前提下,全力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以实现国家统一和国力建设。在策略的选择上,主要是借助美英等大国制衡日本的扩张。其次,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评价。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主要政策和措施应予以积极的评价。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艰难地进行着主观上的思考、比较和抉择,外交上的努力也持续不断。无论是联美政策,还是申诉政策,甚至于局部妥协政策,其目的都是要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来阻止日本的侵略,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当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同样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值得后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