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新式学校的建立,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在伊朗初露端倪。新兴的知识分子脱胎于伊朗的传统社会,大都出自官僚、地主、商人、工匠和教界家庭,尽管来源各异,却无疑分享着类似的思想倾向。他们青睐近代西方文化,尤其崇尚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理念。他们认为,历史既非神意的体现,亦非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而是人类进步的持续过程。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三大障碍：君主独裁排斥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宗教戒律束缚着理性和科学的思想,外族奴役桎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即推翻君主独裁、清除传统教界的保守思想和结束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是使伊朗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认为,伊朗落后的根源在于专制君主统治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他们主张创建议会,颁布宪法,限制君主权力,这一宪政主义思想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05年至1911年的宪政运动中,伊朗现代知识分子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与什叶派欧莱玛联合推动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伊朗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以及议会的召开。他们关于现代世俗法律的呼吁与传统欧莱玛对传统沙里亚法律体系的维护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最终导致革命队伍分道扬镳。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主导着伊朗知识分子话语,那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尤其是40、50年代,社会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主要的思想意识形态,他们通过创建社会主义人民党致力于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反抗礼萨汗专制统治和世界法西斯主义,并于50年代初与摩萨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联合起来推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虽然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发动的政变中走向失败,但是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深远。事实上,世俗的宪政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衰落为即将到来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以贾拉勒·艾哈迈德为代表的伊朗知识分子提出“西化病”这一概念,反对巴列维政权的西化政策,主张回归真实的伊斯兰教,这一时期“本土主义”盛行。在此基础上,以阿里·沙里亚蒂为代表的宗教知识分子主张发挥伊斯兰教的政治潜能,发动一场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如果说沙里亚蒂是“政治伊斯兰”理论的创建者,那么,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1977-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中,霍梅尼领导伊朗教俗各界结成广泛联盟,推翻了长达2500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以其“伊斯兰政府”理论为基础创建了教法学家的统治。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政权的伊斯兰化举措导致世俗知识分子的进一步衰落,与此同时,什叶派欧莱玛队伍中就法基赫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分歧。伴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以及霍梅尼的去世,掩盖在民族矛盾下的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日益凸显。以索罗什为代表的新宗教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法基赫制度的宗教合法性,他们主张宗教多元主义和政治世俗主义,呼吁自由和民主,为伊朗的改革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