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9年金融危机让美国陷入了为期18个月的经济衰退。这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经历经济衰退时间最长的一次。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尤其是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宏观政策来刺激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尽早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轨道。本文以截至2013年,美国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其对宏观经济指标中如GDP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来研究其有效性。文章具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1)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容及其有效性的界定；(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的DSGE模型分析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实证检验。具体如下：第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容和有效性界定。首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其零利率政策、前瞻性指导和大规模资产购买等措施。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是为减少因短期利率变化可能对经济造成的波动；前瞻性指导是为让市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认识更为明了,尤其是对央行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及其意图；大规模资产购买则是以大幅度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形式,为经济复苏提供较为宽松的信贷环境。以上三项措施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经济。零利率政策和前瞻性指导有利于减少经济决策制定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规模资产购买则一方面稳定资产价格,另一方面以降低长期市场利率的方式刺激了与之相关的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其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界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对宏观经济变量如GDP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是否显著。文章所研究的有效性是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部门或行业的影响。第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之一是资产再平衡渠道。由于市场中资产不可完全替代,美联储的大规模资产购买才会起到降低市场上长期利率的目标。总需求中的消费和投资与长期利率息息相关。长期利率的降低能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创造条件。预期管理是第二个传导机制。经济决策者的决策是具备前瞻性的。经济决策不仅会受到当前资源约束,也会受到未来经济活动如利率趋势或基础货币增长的影响。因此,如果央行能够有效地就其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测,央行货币政策的立场以及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说明,这有助于优化市场经济决策的产生。金融中介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三个传导机制。金融中介具备会将经济波动扩大,即金融加速器效应的效应。稳定金融中介成为量化宽松中的重要操作目标之一第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的DSGE模型分析和SVAR的实证检验。首先,DSGE模型分析。文章通过一个新凯恩斯中型DSGE模型来近似美国经济,并加入以下假设。假设一：以加入资产组合交易成本的方式来近似资产再平衡传导机制。假设二：以长短期债券供给来近似美联储大规模资产购买。为了研究零利率政策的影响,模型引入了两种货币政策机制：第一种机制是正常情况下央行所遵循的泰勒规则；第二种机制是零利率政策。这两种货币政策机制按照Markov链条进行转换。本文侧重于第二种货币政策机制下的经济活动状况。假设三：经济决策者对所处货币政策机制完全知晓。这可以看作是央行进行了前瞻性指导。假设四：金融中介传导机制可正常运行。一是因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使金融稳定。二是因为金融中介中的资产再平衡一阶条件与家庭资产再平衡一阶条件一致,所以可以进行简化处理。结合上述假设的DSGE模型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主要基于下列几种情况的比较：(1)在总需求不足的冲击和没有宏观政策的情况下,模型经济的脉冲反应；(2)在总需求不足的冲击,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但不进行零利率政策和前瞻性指导下,模型经济的脉冲反应；(3)在总需求不足,进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零利率政策、前瞻性指导和大规模资产购买)情况下,模型经济的脉冲反应；(4)在总需求不足和财政刺激下情况下,模型经济的脉冲反应。通过上述四种情况中,模型经济指标,即GDP、通货膨胀、消费和投资等的脉冲反应幅度比较,得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理论上具备有效性。其次,SVAR的实证检验。SVAR可以作为DSGE模型的参照模型。与DSGE模型相比,SVAR对估计参数较少的约束有利于解释数据内在的动态关系。文章选取了美国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人均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人均工作小时数、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和基础货币(M1)6组数据构成SVAR模型。上述数据处理保证了SVAR脉冲反应与DSGE模型存在可比性。以脉冲反应符号约束的方式,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其结果与DSGE模型分析结果基本符合。基于DSGE模型分析和SVAR实证分析,文章得出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这一结论。文章最后就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研究对中国货币政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政策建议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央行的启示和借鉴。另一方面是对中国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性方面的建议。其主要是针对金融体制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扩宽和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而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