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理解——西方诠释学文学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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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诠释文本意义为目标的诠释学文学批评,遇到了一个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难题,即如何实现和判断意义诠释的有效性问题。借用美国文艺理论家赫施的说法,隐藏在文本深处的具有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的意义“灰姑娘”,需要通过读者、批评者的意义诠释穿上一双合适的和漂亮的“水晶鞋”把自己彰显出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水晶鞋”是“灰姑娘”所需要的又是合适的呢?这个难题在西方诠释学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出现,所谓诠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诠释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及意义的多元性与确定性的“诠释学冲突”,其实就是围绕着意义诠释的合理性、有效性问题而展开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问题至今也未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实,这一问题所涉及的理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不同派别对文学要素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之上。可以说,文学中的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西方诠释学文学批评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再到后来的利科及赫施等,众多诠释学家们对文本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论和追寻。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采取了一种“作者中心论”的立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实现了向“读者中心论”的诠释学转向;其后,赫施等继续维护和完善“作者中心论”的诠释学立场,而利科则跳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文本中心论”的诠释学原则,呼吁诠释学从作者和读者回归文本。   文本既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载体,又是读者理解活动的对象;正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读者才得以实现与作者的超时空联结,让过去的真理内容融入到现在的生活之中,产生出新的意义,从而使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利科指出,如果诠释学的主要关注不是揭示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意图,而是展示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乃是某种可以由“文本的内容”所指导的东西。理解与文本世界的关系取代了与作者的主观性的关系,同时读者的主观性问题也被取代了。理解文本主要是揭示文本所指向的“存在”的可能性。   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解和诠释的一切争论,归根结底,如果要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总结的话,乃是关于“存在与理解”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存在”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早在狄尔泰那里,他在历史的文化传统中所着重寻求的,恰巧是那个最能表现人类存在的特性“生活表态”及其同人类理解能力的关系。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分别以其独创的理论研究,发展了狄尔泰所提出的存在与理解的关系问题。海德格尔直接针对人的存在——“此在”(dasein),诠释出“此在”对其自身的存在意义的理解,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对于“此在”的本体论意义的论证。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哲学化,则使诠释学的研究走上了探究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的漫长之路。   利科认为,为了实现这一探究目的,诠释学必须通过走向运载着人类经验的语言王国(文本世界)去寻找人的反思得以辨认的各种意义。毕竟一切认识和理解,包括本体论的理解本身,都是在语言中表达和展示开来的。海德格尔虽然对“语言是存在之家”作了深刻分析,并将理解推进到本体论的意义,但他未能重返方法论和认识论,说明主体何以能够通过语言这一中介理解存在本身。利科认为,引进反思视角的文本诠释学,把对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各种各样的多意文学文本的漫长的、曲折的、反复的理解过程,视作一种语义学意义上的说明和阐发的过程,而这种说明和阐发的过程必然是关于人之存在的揭示过程,是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即“自我理解”。而这种语义学的“发掘”过程又同反思的过程密不可分:在理解和诠释文学文本的符号中同时理解和诠释自身的那个主体,已经是一个存在者,它在说明它的生活时发现它自身是恰巧在存在和自我把握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存在之中了;诠释学将发现一种存在的方式,这种存在的方式自始至终都是处在被理解和被诠释的状态,只有借助于反思,才能达到理解的本体论根源,而这一切都将不断地发生在语言之中和反思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运转过程中,自我理解的视域和能力不断提升,并朝着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挺进。通过对“他者”存在的理解,形成对自身存在和人的一般存在的双向理解运动,并在此双向运动中形成新的良性“诠释学循环”,使读者的文学文本理解能力不断丰富和提升。   理解文本世界所指向的存在的可能性,关键是理解存在的内容和具体语境的结合问题。存在不再被视作海德格尔式的形而上思考,而被理解为人类生存的形而下状况。存在的内容不再被界定为利科式的人类生存的“欲望与努力”问题,而被视作人类生存的“遭罪与自由”问题,因为和欲望相比,遭罪具有优先性,和努力相比,自由更具归宿性。对“他者”遭罪的理解和诠释,有助于读者认识自身的遭罪问题,从而提升自我理解的视域,改善当下的生存状况;理解“他者”自由的文本描述,诠释“他者”自由的审美筹划,可以给读者带来更为理性的自由期盼。   如此以来,诠释学的任务不再是追踪文本背后隐藏的作者意图,而是在文本面前敞开的“虚拟世界”里邀游,在神奇的邀游旅途中领略存在的奥妙与真谛,深刻理解“遭罪与自由”命题的文本体现和意义蕴涵。抓住了这一线索,也唯有抓住了这一线索,才能在文本解读中真正理解并诠释出存在的秘密与玄机,从而把握文学文本的深层含意和文学批评的审美本质。以文本意义解读为核心任务的文学批评研究,面临着从“意义研究”向“含意研究”的转向和提升问题。构建诠释学视野下的“文学含意本体论”的设想和努力,正是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和积极应对的结果。   “文学含意本体论”主张并积极倡导一种诠释学视野下的“意义考古学”:在反思的一次一次迂回中,理解的金镐不断挖向文本的深处,而诠释的笔锋不断书写出关于存在的新发现(含意)。从文学批评的宏观层面而论,“遭罪和自由”的命题实际上涉及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大业,所以,以“遭罪与自由”为特征的“存在与理解”的诠释学循环乃是一种“宏大叙事”,“文学含意本体论”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一种可行的文学解读策略。诠释学视野下的“文学含意本体论”探讨的是一种关系,文学和存在的复杂关系。诠释学视野下的“文学含意本体论”的研究边界是存在,存在之外是黑暗和虚无。诠释学视野下的“文学含意本体论”认为,由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必然是多元的、复意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最后,存在的内容——“遭罪和自由”被简约化地归结为竞争、权力、金钱、爱情、欲望、身份六大主题模式,在对若干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实践中,印证“文学含意本体论”的诠释学效度,倡导一种全新的阅读策略。诠释学视野下的“文学含意本体论”认为,诠释学的任务本质上是对文学文本中隐含的人类“生存性智慧”的昭示和解蔽。   诠释学视野下的“文学含意本体论”的构建已势在必行,其出现不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到些许人生的顿悟和启发,则论文作者的三年苦读和研究将通过论文这一书面符号获得新的意义和生命。我存在,故我理解;我理解,故我存在。存在之艰源于理解之难,理解之难源于存在之艰。存在与理解的问题将亘古长存。   本文共有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引言部分,介绍西方文学诠释学的理论流派、现状及进一步研究的意义、诠释学哲学和文学批评的纠葛关系、本篇论文研究的指导原则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对西方诠释学的缘起、发展进行哲学梳理,以便使读者弄清其理论发展的路数。这其中涵盖了诠释学的出现、早期阶段、中期阶段和近期阶段,以理清诠释学文学批评的哲学脉络。   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详细研究和分析传统诠释学、现代哲学诠释学和近期利科反思诠释学的思想精华、理论局限及其对文学批评范式的影响。第三章聚焦传统诠释学,第四章聚焦现代哲学诠释学,第五章聚焦利科的反思诠释学。   第六章是上述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在利科诠释学“双层意义论”和徐盛桓“含意本体论”的理论基础上,借助于“意义考古学”的设想和主张,积极构建诠释学视野下的“文学含意本体论”理论模型。在这一理论模块儿中,“存在与理解”的诠释学循环被提升为诠释学文学批评的“宏大叙事”,“遭罪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存在”的内容)取代了利科式的“欲望与努力”二重唱。六大主题模式以简约化的风格解蔽抽象“存在”内容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蕴含和包藏,并在文本解读的实践中,彰显新型阅读策略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程度,从而帮助读者站在“存在与理解”的高度把握文学文本中人类“生存性智慧”的真理含意。   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语部分,在艺术批评的视域内再次审视文学批评的任务和文学话语的本质:文学话语是关于一种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审美描述和筹划,诠释学文学批评的任务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解读文学文本中隐含的“人类生存性智慧”。最后总结提出文学诠释和文本解读的一些有效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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