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为了复苏本国经济而出台诸多的政策以鼓励社会扩大生产和消费。能源产业作为支撑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必然受到这些政策的重要影响。中国在过去的10年间,累计增加了50%的化石燃料补贴,相对于俄罗斯、挪威和意大利三个国家以最低350%的补贴增长以及以丹麦、荷兰为首的北欧国家80%的补贴削减而言,中国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力度处于中等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则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宏观调控的水平牵动着国家的发展。因此需要政府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通过自身的影响,阶段性地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特定的生产部门以实现发展目标。政府补助作为政府通过资源再分配干预经济的方式之一,在弥补市场缺陷、刺激经济发展、贯彻产业政策等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补助不仅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现金收益,更重要的是还可能形成认证效果,起到信号传递作用,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和更加充分地利用外部资源。而能源产业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长期享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倾斜,企业行为也受到政府管制。尤其是在中国鼓励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大环境下,能源产业如何深化国际合作、调整供给结构、权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这些问题,都为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提供了现实意义。本文鉴于投资在企业经营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以投资为切入点,利用境内能源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政府补助数据刻画了2007-2017年上市公司接受政府补助的总体情况,发现政府对公用事业性能源企业补助力度大于对非公用事业性能源企业的补助。而这种政策的倾斜是否合理?本文通过评价受补助企业的投资效率水平并建立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得出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能源类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据此可以判断政府对能源类企业的补助是合理的、有效率的,但补助的力度需要严格控制在补助资金占企业营业收入5%的比例水平,才能够显著地发挥其促进企业投资效率增长的作用。具体而言,政府一方面应该加大对非国有能源类企业的补助力度,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尤其增加对其科技研发的专项补助力度,通过提升技术进步效率实现企业投资效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对公用事业性能源类企业科技研发的补助力度,加快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