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是由独立建置的史馆、专职史官等构成的新国家修史体制得以确立,其在初唐时为树立正统、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将修史地位推向了新高度。正因为官修取代私修成为史书编撰的主流,本朝国史得到系统的有组织的编撰,官方修史体制在高宗统治时期开始暴露缺点,主要表现为起居官退出仗下,史事“漏泄”问题出现。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半个世纪以后,张说、吴兢在史馆之外修史的事情引发了李元纮上疏强调在史馆修史的秘重作用,但漏泄问题并未有所改观。虽然高宗、刘知幾等人都意识到漏泄问题的严重性,但除了冠冕堂皇的诏令外,并不见具体举措推行,而朝廷律令中关于漏泄罪行的规定也没有在修史中得到反馈。这一情形与初唐极其重视修史的做法似乎背道而驰,反映出唐代官方修史处于一种重而不严的状态。即便如此,唐代宰相在修史中展现出了强烈的防止漏泄之事发生的自觉,尤其是在主导《时政记》过程中。是故,以延英奏对为代表的便殿议政形式不再允许起居官参与其实是大势所趋,个别宰相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以徇私来解释。相较于直接对史馆、史官提出具体防制漏泄的禁令,宰相之于修史的保密作用可以用曲为之制来形容。事实上,唐代官方修史之所以出现重而不严与曲为之制的二元对立,是因为漏泄问题的存在为那个对国史既无限渴求又尚存敬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还在发展的时代提供了一条维护统治阶层团结的途径,从而将修史的利益最大化。由于国史修撰关涉诸多利益,相比于能够直接参与的史官、宰相和皇帝,那些与修史之事并不相关的且数量更为庞大的官僚群体只能借助公私渠道对修史进行直接、间接的影响,而漏泄问题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之一。所以,即使在修史问题上存在竞争的皇帝与宰相都有遏制漏泄问题的想法与行动,却也不能完全阻止它的发生。直至宋代,在经历了五代的动乱以及新一轮权力重组后,修史体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修史机构专门化削弱了史官的固有权责,皇帝牢牢地将修史的控制权握于手中,减小了宰相全权干预的局面,修史中的漏泄问题也得到了针对性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