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提高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时代目标的重要一步,并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因而在当今环境下讨论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具有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笔者针对2008年以来国内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分析发现其不降反升。因此本文将新近出现并快速发展的企业金融化与2010年后劳动收入份额增长联系起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本文使用2008-2020年非金融、非房地产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验证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434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成长性、不同所有制以及配置长短期金融资产的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以及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并利用各种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实证结果的可信度。通过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职工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金融化对高成长性企业的职工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金融化的不同方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短期金融资产与劳动收入份额更相关,这说明如果企业是出于“蓄水池”这一动机,会对职工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因为国有企业承载着就业等经济目标,有着更高的政策目标和发展压力。此外,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关系在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相关联系有着促进作用。这说明如果企业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压力这一动机,会对职工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提供了企业金融化有利于提高职工劳动收入份额的依据,丰富了影响微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金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引导实体企业的投资动机由赚取利差转向纾解融资约束,保障产融结合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