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非洲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年轻化的大陆,未来世界人口增长也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当生育率不断下降、劳动人口数量超过其他人口数量时,该地区就可能获得“人口红利”。大量的青年人口是经济繁荣的重要资源,因此这很有可能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该因素同时也可能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取决于国家能否通过政治、经济及人口方面的政策控制生育率和死亡率,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必要的健康和教育系统,为大量劳动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进而将这一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本文以人口转变的相关理论和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为主要线索,说明了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及特点。文章首先回顾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认识。从最初的“马尔萨斯陷阱”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人们对该问题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应该限制人口数量以保持二者平衡;“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加入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等因素,将技术和人力资本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将人力资本积累看做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次,通过数据分析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红利窗口期进行了具体说明,本文认为该地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也是在该时期拥有最多劳动年龄人口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大约是2065年,并且将会持续到2100年左右;再次,描述了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分析了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国情对获得人口红利的诸多限制因素,并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于国家能力普遍不足而难以获得人口红利;最后,论述了国际制度如何通过社会力量增强国家能力,文章认为国内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能够推动由社会引领的自下而上的政治经济改革,进而为实现人口红利创造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在人口红利理论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描述中,特别强调了青年人口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强调了这只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为青年人口并非天然的生产力,若国家没有能力为其创造充足的就业与良好的社会环境,那么这些人口就会变成负担,不但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反而会成为社会动荡与冲突的根源。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人口转变潜在优势的大陆,但不能由此断定其具有兑现人口红利的能力。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生育率下降缓慢,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匮乏,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积累;第二,经济结构单一且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和自然资源,不利于财政稳定和扩大就业;第三,政府行政能力不足且效率低下,无法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为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充分重视自身的制度建设,并从以下四个方面为获得人口红利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一,通过公共卫生计划降低生育率,提高人口质量;第二,制定法律,提高女性入学率,减少早婚现象;第三,改善地区营商环境,为吸引投资和实现产业多元化创造条件;第四,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避免将潜在的人口资源变为人口负担,使国家在还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陷入一系列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