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过当在正当防卫制度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现行《刑法》在防卫制度上与1979年《刑法》相比做了重大的修改,刑法理论界一直没有停止对防卫过当相关问题的探究与讨论。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关于防卫过当的案件,从公众熟悉的“邓玉娇案”,到“于欢辱母杀人案”,再到“赵勇见义勇为案”,都在社会上掀起了强烈的舆论风波,防卫过当的相关问题成为了公众眼中的热点问题,而防卫过当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也成为了司法界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我国现行《刑法》对防卫过当的立法规定,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聚法案例等网站对2016年——2020年以“防卫过当”“法院判决”为关键词搜索出的相关案例,采用按比例抽样的统计方法对案件进行分析整理,进而发现防卫过当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诸多困境,其一是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防卫过当的认定存在着争议,以致于法院审判人员在对相关案件进行处理时,无法用统一的理论去指导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其二是对于防卫过当本身的法律规定理解上存在偏差。正是由于防卫过当在司法运行中产生了困扰,同时理论争议下产生的裁判结果,也难以说服于公众,进而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困境。面对这种种困境,笔者结合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与理论研究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困境进行了破解:一是针对防卫过当的法律规定,将前后条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分析,缕清条件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判断顺序和判断基准;二是对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形式与犯罪故意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界定,对防卫认识与防卫意识的具体因素也做了详细的说明和分析;三是对于防卫过当免除处罚的类型进行了探究,提出了无责防卫过当包括的两种类型,即意外事件型和免责型的防卫过当,将防卫过当中的“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不再使其为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