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范畴中有一些关乎文学本质的元范畴,比如“情”、“志”、“意”等,它们既是对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的总结,也是对文学本质规律的凝炼概括,因而也成为范畴研究及相关文体研究关注的重点。在词学理论体系中,“情”就正是这样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元范畴。首先就创作论而言,词体所缘之“情”从晚唐五代发轫期的“艳情”观,到北宋的“性情”“情致”论、南宋的“情意”论、金元“真情”论、经历了明代向“艳情”本色的回归,最终在清代词坛“情志”与“情意”交融的大趋势下定型。其次,情志之辨成为诗词文体之辨的基础,又尤其体现为从诗学“情志”范畴到词学“情意”范畴的转型。作为儒家诗教的传统观念,言志往往“理直气壮”,缘情则往往“语懦而意卑”。词学界对诗词辨体的“情”、“志”之争,正是基于对“情”“志”的这种不同理解。最后,在不同的词学发展期、不同的词学流派和词学家对“情”范畴的不同态度和阐释,一定程度上还规定了词学理论体系中其他风格论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主言志之诗词同源说者往往倾向辛、刘为代表的豪放一派;主词缘情之本色论者往往或追慕五代《花间》,或学步姜、史、周、张,以含蓄娈曲、婉约幽微为宗尚;试图淡化情志矛盾者则往往以性情、情意、真情为核心,以期调和词学上的雅俗之辨、婉约豪放正变之争。若以词学理论之正变观衡之,则上述后二者为词学批评缘情之“正”,前者为词言志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