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艺术肇始自汉魏,历经半个世纪而造极于李唐之世,余绪绵延直至赵宋。石刻石窟铭文艺术以石窟(石刻)为物质载体,一方面与石窟雕塑艺术呈现“非绝对相关性”的“双轨并行”特征;一方面则与同时代的书法艺术遥相呼应,呈现精神层面的“耦合”。换句话说,本文对石窟铭文的研究,既将石窟载体作为重点来纵向考察铭文艺术的时间序列及流变原因;又从横向来考量石窟铭文艺术的区域分布。通过对这一综合性艺术展现出来的时间、地域及形式特征,勾勒出其从公元五世纪初期起源至公元十二世纪中期消亡的发展图谱。基于此对中国石窟铭文艺术进行了分期与价值讨论。笔者认为中国石窟铭文应该分为六大时期:(一)传入与容纳:中国石窟铭文早期发展中,中国本土源头与南亚次大陆的外来形式的融合;(二)发展与高峰:中国石窟铭文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点的兴旺发展;(三)承继与变迁:随着“南风北渐”与时局动荡而来的铭文艺术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四)转折与演变:末法时代压力下的刊经传法特殊谱系;(五)兼容与进展:唐代洛阳以广阔的视野胸怀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再发展;(六)绚烂与消逝:中国石窟艺术形式在巴蜀地区的最后灿烂与辉煌。纵观中国石窟铭文的从北朝至宋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明确的意识到其中蕴含的神性成分在消解,而人性因素却在逐步觉醒,呈现出日益世俗化和人间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信仰角度上的神性消解和在经典再诠释过程中的个人顿悟与超越。同时这也可以表述为石窟铭文关注重心的转移,逐渐从表述功利目的和愿望祈求中解脱,转换为对于义理的领悟和阐发。同时中国石窟铭文从诞生开始就处于一个文化、历史、政治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中。其在接纳新的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自我解构和重构,并最终融汇为丰富而独特的艺术体系。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俯瞰石窟铭文,可以将其变化历程概括为:石窟铭文形式、载体和位置在迁移,而灵魂却愈加凝聚。石窟铭文和图像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书法与图像——两种艺术形式内的对举;其二、文本与图像——跨越艺术领域之外的对举。我们认为,中国石窟铭文的发展过程整体有一个趋势:从最开始碑版浮雕的造像记到形式消解后的横竖尺幅结构可以视为铭文与图像界域在形式上的初步融合。那么文本占主导地位的刻经在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复归,并以通俗义理与榜题的形式与图像产生有机结合。在铭文与图像逐渐互动和“涵化”的过程,不仅促进了两者在章法、构图和艺术形式层面的融合,而且不断扩充单一艺术形式的边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通过将中原地区与平城地区、山东地区、巴蜀地区的石窟铭文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中国石窟铭文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具有生命意义的历程。公元五世纪末期,早期龙门石窟的造像记来源明确,可以从确定的年代排序中展现出中国石窟铭文起源与发展成完善而独立艺术风格的整体过程,这对我们从墓志和其他种类的铭文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启示意义。中原地区的龙门时期书风在承继平城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结体仍保持隶书的体格之外,点画已经不存在明显的波磔。更有南方书风的“北渡”,横画一拓直下,改平城惯例的“平画宽结”为“斜画紧结”。虽然用笔的撇捺落笔略长而微有隶意,整体上则可以划为一种方峻雄强的新体,其雄强刚健,奇逸峥嵘的美学特点表征着石窟铭文的鼎盛状态。到公元五世纪中后期,石窟铭文的艺术样式有了多元的发展,而艺术风格则也呈现出“南化”的趋势。从中原地区与山东地区石窟铭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北魏末期的龙门石窟与东西魏时期的巩县石窟以及北齐、北周时期的山东摩崖刻经而言,方笔较多加上刀斧气息更浓重,因此整体更加峥嵘刚健;而后二者则圆笔较多,整体上更加浑融圆通。中原地区的巩县石窟铭文更多偏向于受到南朝书风的影响,而山东地区的摩崖刻经则呈现出复古风气与抄经体的综合影响。但两者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别,巩县石窟铭文在气魄上远不如山东摩崖刻经的浑融肃穆;而山东摩崖刻经在气韵上则不如巩县石窟铭文的典雅灵动。公元六世纪之后,中国石窟铭文绽放出最后的灿烂,并渐渐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当整个中国石窟都陆续停滞和没落之后,以安岳、大足为代表的巴蜀石窟奇峰崛起,延续了中国石窟铭文系统的纪年。对比龙门石窟而言,从早期安岳卧佛院与洛阳地区的石窟铭文风格相类,到大足石刻的书体既符合石窟铭文发展的客观规律——楷行兼备,而且普遍偏向世俗审美意向。综合看来,唐代巴蜀地区石窟铭文在吸纳中原铭文书风、唐代“写经体”并结合巴蜀石刻传统,形成了具有时代与地方风格的铭文样式。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中原地区在中国石窟铭文艺术发展中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一)但开风气:中原地区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北朝石窟铭文成为启迪清末碑学创生和发展的重要源头;(二)神理设教:中原地区的石窟铭文艺术不同于纯粹的书法艺术形式和其他具有世俗趣味的作品,具有浓重的宗教指向和信仰意味;(三)中和圆融:静穆与灵动的和谐统一,既是具有生命性和有机性的生命体认,更是艺术理论的有效实践和对石窟铭文艺术内在规律的阐释。(四)破而后立:北朝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石窟铭文体系乃至墓志、摩崖等其他艺术形式,在“破而后立”、跨越书体鸿沟的目的上形成合力,在文字与艺术在冲破传统规则的向度上获得完美的统一。(五)平正精严:中原地区的石窟铭文以一种卓然的姿态,脱胎于造像记与刻经的体统,又汲取时代楷书的精妙严整,呈现出质朴简约、含蓄平和的艺术趣味。(六)泽被后世:无论从时空关系,还是发展变化模式,中原地区既是中国石窟铭文艺术体系的关键节点,也是其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最后,本文利用数字化手段,以期达到更好的保护、展示、利用和分享人类的共同遗产的战略目的。造像记是石窟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分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而基于造像记拓本,利用数字化手段,特别是边缘识别和轮廓修复的技术运用,充分发挥拓本素材所具有的完整性、定格性、清晰性,为石窟铭文艺术的保护提供了实践空间和拓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