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影响。“七七事变”后,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企业大量迁往西部地区,开启了大后方经济的“黄金时代”。利用各种档案资料,首先梳理了全面抗战以来工业企业内迁的历程,然后在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支撑下对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了战时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效应。文章的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通过对当局重工业五年计划、三年计划以及内迁工作计划的分析,发现国民党政府对战争形势存在严重的误判。在重工业计划中,湘赣鄂三省被列为核心区域,内迁计划中武汉又是首选目的地。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上述三省很快沦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四川、云南等西部省区成为了后方真正的中心。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内迁工作在仓促中进行,加大了转移中的经济损失。其二,利用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核算了206个细分行业的技术效率值,发现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相对来说更具生产效率。这一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表现为更少的公营企业),经营轻工业的私有企业有着更好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应对战争的需要,政府开始更多的干预经济,后方省市的重工业才得以在这一时段发展起来。这一史实告诉我们,若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重工业,国家的主动干预将是必不可少的。其三,根据《后方工业概括统计(1942)》的相关数据,测算了战时后方工业的集聚情况。计算的空间基尼系数值仅为0.055,这意味着战时各产业的集聚度较低,区域分布相对均匀。相比空间基尼系数,θ指数考虑了不同企业的规模特征,我们用其计算的产业集聚度也高与空间基尼系数。然而在细分行业的排序上,两个指标提供了足够的共识,即杂项工业、冶炼工业和金属品工业的集聚程度普遍较高,而机器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对后方工业贡献较大的重要行业其区域集聚程度则相对较低。为衡量后方各地区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测算了熵指数和Krugman指数,其结果表明后方的省份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对指标方面(熵指数),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最低;相对指标方面(Krugman指数),甘肃、江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则是最低的。其四,利用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各省的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一套战时工业企业分布的县域数据,并将其和2000年各县的经济统计数据相匹配,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抗战的工业遗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其回归结果表明,在抗战时期拥有工业企业数量越多的县,在2000年的人均GDP也越高。这意味着战争为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带来长期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抗战时期的工业基础可以通过改变初始经济条件和吸引人口迁移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过去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的研究更加注重量化分析,期望通过客观的数据来描述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增强定性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已有的历史学文献多关注于事实的考证,而本文的研究则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统计数据的量化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对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讨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反思了比较优势战略。大后方在战时的工业结构明显是违背其比较优势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产业政策却可能带来正向效应。对落后国家或地区而言,要想实现工业化,国家主动干预经济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然,如何避免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将会成为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