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论是一门由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民国中期的“中学历史教学法”是该学科在中国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民国时代,一方面,整个中国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当中,另一方面,传统史学面临着向“新史学”的转型。这一双重转型构成了中国历史教学法演化的宏观背景,并规约其演化路径。而“一标多本”的中学历史教学实态则构成历史教学法发展的微观背景。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的历史教学法理论,1920年代译介了一批著述。北洋政府时期对历史教学法的引进存在着世界主义倾向,不适合中国国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民族主义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历史教学法体系建设的本土化进程也大为加速。然而,中国本土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出现并非国民政府主导的结果,而与知识界自身的国家主义倾向有密切关系。到抗战前,中国历史教学法的理论体系己具雏形,为1949年之前的历史教学论学科发展划定了基本范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中学历史教学法具有双重理论基础。一方面,部分学者积极引入教育学与心理学理论,以寻求历史教学论的学科主体性。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仍在历史学的框架内看待中学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学法与历史学理论具有更强的粘连性。当时,中学历史教学法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与意义、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的形式和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要求。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基本内容。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建构缘起于教学实践,又对实践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历史教学法对中学历史教学施加的影响相当有限,中学历史教学基本未达到预期目的。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史学名家对中学历史教学的介入是非常普遍的,并因此影响到当时的中学历史教学法理论。吕思勉提出了在中学教学中以社会科取代历史科的设想,体现出史学新理论对于中学历史教育的渗透,但未能付诸实践。陶希圣重点探讨了历史教学的现实目的,力图实现民族主义与科学性的合一,体现出历史教学中知识传授与意识形态灌输的微妙关系。顾颉刚作为学者提出了自己有关中学历史教学法的设想,却遭到右翼官方与左翼革命者的双重夹击,由此或可显现历史教学论这门学科与政治相缠结的学科特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学历史教学法的演化对当代中学历史教育具有若干启示。首先,中学历史教学法要适应时代需求,在现阶段,爱国主义教育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其次,中学历史教学要积极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但历史教学论这门学科自有其规律性,史学新理论不可能无条件地引入到中学历史教学中。最后,历史教学论的先进理论有赖于专业化的历史教师去落实,在“一标多本”的格局下,更应加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中学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