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学者治经推崇汉学，惠栋独树汉帜首倡“家法”，认为“汉人通经有家法”，然在惠栋的语境里“家法”仅指文字训诂。王鸣盛继而以动词“墨守”添于“家法”之前，认为:“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墨守之说一出，非议四起。戴震所处之世为汉学最盛之时，故戴震及其门人段玉裁、王氏父子，皆以小学明世，主张“勿为株守”，治经当实事求是，至此为乾嘉学术“家法”观的第一阶段。此后今文经学复兴，常州学人刘逢禄、宋翔凤亦以“家法”论经，借以重新定义经学史，推崇今文经学。然王鸣盛倡墨守，意在诋唐宋;刘逢禄言家法，纯是贬古文。惠栋、王鸣盛崇郑，故讲兼通，不分古今文;宋翔凤、刘逢禄尊何，故提倡墨守，专以今文为宗。王鸣盛所指家法，多限于文字训诂;刘逢禄所言家法，乃三科九旨、圣人微言大义之道，此为“家法”观第二阶段。道光以降，汉宋调和开始成为主流，广东学者陈澧不以家法分门户，故引申其义，倡治经之人当“专治一经”讲究专门之学，以正学风，此为“家法”观转变的第三阶段。从王鸣盛提倡的“墨守”到陈澧所谓“学有专门”可见，清人的家法观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学者运用相同的汉代学术资源作为强调学派意识和张显学说正统性的手段。其中不但反映出乾嘉汉学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也体现了一个学派从学术批判过渡到社会批判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