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通俗小说的研究是深化重庆抗战文学，甚至是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重庆抗战通俗小说既包括了时间内容，又涵盖了空间范围。尽管在战争中，因为敌我的进退而出现统治区域的不断变化，但总体来说，划区而治的各政治集团所管辖的范围相对是稳定的。尤其是以战时陪都、抗战文学文化中心地等称谓而闻名的重庆，在武汉沦陷后，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相继内迁，重庆一时成为文华精英荟萃之地。与此同时，以重庆为政治中心的大后方，在文学和文化发展方面，无不受其影响。例如抗战文化的形成，在此就通过重庆地域而辐射昆明、成都、桂林、延安、西安等城市及周边区域。有关重庆抗战通俗小说的研究，长期以来多数时候都是放在抗战大后方、国统区这个背景下进行关照，且对通俗小说的深入经常是在正统文学之后略有寒暄，一笔带过。虽然新时期以来，有关当年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潮方面的资料，被大量发掘、收集和整理，使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概观有了较为明晰的了解。但是，整体来说,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重庆通俗小说的研究相对薄弱，很少有关于战时重庆通俗小说的研究专著，且大多数文章在提及重庆抗战通俗小说时，也是将其放在国统区文学或现代文学史中进行观照，从而致使重庆战时通俗小说的研究面过于狭窄，没有一种整体和局部、共性与个性的研究体系。研究姿态也相对松散。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过去学术界对于通俗文学的轻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相关政策之于文学的震动，以及受时局影响通俗小说界很难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面世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战时重庆的通俗小说作家们在创作时，不仅积极地为适应社会而不懈努力，如在创作意识、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出现不同程度地靠拢时代的进展。而且八年的抗战也让新旧文学作家开始有了沟通。通俗文学作家一改过去固步自封的创作状况，开始接受新文学的营养，并在美学表现上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因此，站在当今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从区域性这个角度去回顾过去的研究成果，去反思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去改变当前对于重庆抗战通俗小说关注不够的现状，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