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保障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逻辑严密、结构严谨有序。目前,在“二级立法”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越权”行为频发,因此,为保障全国人大基本法律制定权的有效行使、维护全国人大地位的“最高性”,理清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从历史、文本的角度分析在“一元二层”结构下“常设机关”的功能定位,为进一步探讨国家立法权的功能分配奠定理论基础,之后通过分析八二宪法对国家立法权的功能划分、基本法律的形成因素以及学者们的谈论,发现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划分更多的是立法效率与经济方面的考虑,主要目的是实现立法重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转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数量上巨大差异使得通过理清基本法律的概念内涵来划分两者立法权限已经缺乏理论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这便给学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增加了难度。因此,本文转化思路,以立法程序为视角,基于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划分的宪法功能,探寻目前立法过程中已经存在的基本法律判断机制,希望通过明晰立法程序中的基本法律判断机制为国家立法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助力。在探寻过程中,通过数据对比、实证分析发现,立法程序中的基本法律判断机制主要集中在立法规划环节和提案、审议环节,在三个环节中存在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程序越权”、提案主体忽视判断责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能偏差等弊端。弊端的存在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律判断机制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效率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全国人大在立法层面的式微不可避免。因此,通过完善立法规划制定程序、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判断职权等方式完善基本法律判断机制,规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程序越权”,进一步保障全国人大进行基本法律判断,维护宪法权威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