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初期发生的一场重要的变革运动，清末新政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对此后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变革方面，商部的创设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近代工业化的全面启动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政治史和现代化的角度，围绕商部创设的背景、历程以及社会绩效来探讨商部创设对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其局限性。分析制度创新与体制变革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商部的创设是清末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清政府自身需求的共同结果；商部机构的制度安排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先天的不足和缺陷；商部成立后的行政行为，系统的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全文共分六个部分，概要如下：第一章：近代以来，在西方势力的侵入和中西贸易发展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失序和制度的失位。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政府财政的窘迫导致重商思潮兴起。而这些正是商部诞生的历史基础和背景。第二章：商部的主要官员有尚书、侍郎、丞参、郎中、员外郎等，其职掌均有定制。顾问官则是一个新的设置。地方管理中主要依靠经过改造后的商务议员。中央机构主要是四司一厅，另设有直辖机构如律学馆、官报、商标注册局、实业学堂等。从机构设置到官制和职掌都反映了新机构的特点。而从商部到督抚到府县、从商部到商务局到商会、从商部到驻外使臣和商务随员正是商部职权运作、实现的三条主要途径。商部的社会绩效如何都与此职权运作的三条途径有着莫大的关系。第三章：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清政府内部矛盾和政治改革诉求的人为结果。从机构变革的角度看，改组后的农工商部具有现代科层制和专业化的制度设计，且管理体系也更为完善。从实际效果看，随着官员队伍的膨胀、经费的困窘，最终严重影响了农工商部的正常运转。同时，农工商部地位的下降也反映了此时清政府工作重心的转向。第四章：在商部和农工商部的主导下，在商部到农工商部的短暂时期，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近代经济法规体系逐渐建立起来；鼓励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创业奖赏制度确立；专利制度、商标保护制度和商务考察制度等近代经济管理手段和方式被广泛运用；治理经济环境、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注重实业教育和重视保护华侨利益的政策和措施逐渐确立和实施，以及对近代意义的公司、局、厂的提倡和规范管理等都促进了中国社会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已经启动。第五章：商部和农工商部对农会组织的重视和劝导，使农会组织在全国广泛的设立，并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内部体系。在商部农工商部的主导下、在农会组织的参入下，随着农事教育的兴起和农业学堂的广泛创办，以及农事实验场的创设，并以此为平台进行的品种引进和改良、新技术的推广、农业科技的普及等，都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发生近代化的转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结语：“双向服务型专职职能机构”是对商部农工商部角色的定位。它标志着政府职能已经开始发生转变，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商部的诞生使中国“基本形成了一种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上下呼应的早期现代化潮流”。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规模、影响都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已经真正启动，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同时也促使社会观念和商人的社会角色进一步发生了转变。这些都为此后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体制局限性以及商部农工商部本身的制度缺陷，严重制约了商部农工商部制度创新的绩效发挥。综上所述，商部农工商部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得以真正开始启动。但由于清政府政权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导致商部农工商部的制度创新无法突破传统体制的桎梏，说明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进步，仅有体制内的制度创新是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