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是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出现自觉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东晋则是其中的风格成熟与定型期。东晋文艺上承汉魏西晋,下启南朝隋唐,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琅琊王氏家族贯穿东晋发展的始终,是当时第一流的门阀士族,家族子弟在文学和书法两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并以其高超的技艺和深厚的思想情感,冲破文学和书法两种艺术门类的界限,创作出书文双绝的艺术作品。本文将立足文献,系统梳理琅琊王氏家族的文学和书法成就,并跨学科开展文学和书法双向互动的综合研究。研究中古时期的士族,离不开地域、家族与文化。琅琊王氏的文艺成就得益于家族文化的滋养,而家族文化发展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汉魏两晋时期,战乱频繁,琅琊王氏家族生活的地域从琅琊迁到洛阳,最后渡江南下,家族文化先后受到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更新与创变,并对其家族的文学和书法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晋前期,琅琊王氏的文艺创作更多地保留了“古”的一面,以庙堂文学为主,文风典正雅畅;书门伊始,书风古朴。东晋中期,家族的文艺创作达到高潮,文学以玄言诗为代表,诗体一变而玄虚简淡;书法以王羲之的“新体”最为突出,书风趋于妍美;东晋后期,文学与书法沿着重情与尚丽的趋势继续发展,王献之书法中的“媚趣”,更是将“新丽”之风推向巅峰。这一时期,文学和书法在创作背景、创作主体和审美取向三个方面都发生重合,趋于交汇,文学和书法的互动更加深入,琅琊王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具体表现为:在创作内容上,文学与书法互相渗透,互相以对方为创作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文学和书法的内涵;在创作形式上,文体和书体双向互动,互相配合,促进了内容和形式的圆融和谐;在创作情感上,二者互相激发,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和书法的抒情审美功能。而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便是文学与书法综合审美功能的最佳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