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融资模式——股债融合式的融资模式,其中有一种是明股实债（名股实债）。明股实债融资是实务中产生的一种融资方式,没有法律上的明确定义,这给实务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目前实务中有几种处理方式:按照意思表示认定明股实债效力,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法律强制性规定认定,归结于无效;依据让与担保认定。司法实务中的不同处理方式,使得明股实债同案不同判现象屡屡出现。以意思表示确定明股实债效力为裁判路径。明股实债融资模式中,融资方与投资方通过一系列合同行为确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合同中有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有虚假意思表示。对意思表示的判断,在不涉及债权人等其他利益冲突情况下,法律一般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发生利益冲突之时,尤其涉及案外人利益的时候,则需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有的学者提出明股实债包含两个行为,即表面行为和隐藏行为。《民法典》中对虚假的意思表示进行了明确,但对隐藏行为效力的判断则交给了法官。明股实债在涉及到案外人利益冲突时,法官则引用外观主义进行说理,以此达到案外人利益保护之目的。以意思表示确定明股实债效力为裁判路径,看似一条合适的路径,但存在很大困扰,融资双方的内心真意不易判断,发生利益冲突时,双方都会站在自己立场去解释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在涉及案外人的情况下,意思表示会受到外观主义限制,明股实债的约束力仅在约定双方之间有效。这给法官留下极大自由裁量空间,造成了同案不同判屡屡发生。以法律强制性规定确定明股实债效力为裁判路径。《民法典》中关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确定为法律和行政法规,其本意是限制地方各级政府或者国务院的部门随意制定规则,影响市场的运行,但其忽略了市场变化要快于法律变化。从历年来我国关于明股实债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明股实债的限制有“放松”之趋势。最初为否定明股实债的效力,现在承认明股实债的效力。在当前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大背景下,国务院组成部门制定了多个关于明股实债的规定,看似对明股实债进行了定性和明确,但在处理明股实债引起纠纷之时,仍显得力不从心。因其规定的法律位阶很低,有的法官并不认可其效力,因此在实务中这些规定流于形式。明股实债融资模式确实存在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嫌疑,但目前没有相关法律对明股实债进行规定。从实践来看,立法者也不想过严的限制明股实债,明股实债融资模式能促进经济发展。因意识到明股实债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和司法解释,对明股实债进行规定,这些规定会对明股实债在实践中的应用产生影响。以让与担保确定明股实债效力为裁判路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能达到股权转移的效力,使投资方成为公司的股东,存在争议。让与担保并不是我国法律中的明确规定,来源于国外法律,有的学者因其不是我国法律的规定,不认可让与担保的效力,但有的学者认为,让与担保历史悠久,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但在解决明股实债纠纷时,有其独到之处,应该认可其效力。股权让与担保对内的效力,应该以双方的合同内容为准,但不可对抗第三人。因让与担保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不易被发现,在交易的过程中容易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因此要对各方的利益进行平衡,尤其要注重对债权人保护。明股实债在实践中被广泛认定为让与担保,明股实债产生的纠纷便不存在理论上的分歧,它就是一种担保权利,但其他交易人则需要提升注意义务,在交易之前尽可能了解所参与的商业活动中有无明股实债行为。在以上几种裁判路径中,让与担保处理明股实债行为的效果是最佳的,虽然其也存在一定的诟病,但其解决了明股实债的理论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