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7年，出于战时需要和战后远东政治秩序的考虑，美国制定并执行了组织国共“联合政府”实现中国政权统一的政策。本文依据可运用的历史材料，以全球史观、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分析、比较、归纳的方法，对这一政策的提出、实施、及其失败的必然性加以分析，进而深入认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全文分五部分： (一) 分析政策提出的原因及政策的内在含义。该政策起始于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罗斯福总统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军事需要、安排战后远东秩序的政治需要出发，为调处国共矛盾、促成中国统一而对蒋介石提出了这一政策构想。其核心是维护美蒋战略关系，目的是促成一个既统一又亲美的中国，使它在战时和战后能够按美国的需要在远东发挥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罗斯福为政策界定了两项原则：第一是要“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第二是把促成某种形式的国共“联合政府”作为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途径”。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这两条原则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 美国组建“联合政府”的初始阶段。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来华调处国共矛盾、中苏矛盾，建议蒋介石应吸收中共参加政府。之后，美驻华大使高斯向蒋介石提出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建议。二者均遭蒋介石拒绝。美在组织国共“联合政府”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成果，但迫使蒋介石同意派美军观察组驻延安和由美国出面斡旋国共关系。 (三) 赫尔利使华调处阶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充满争议的阶段，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评价。笔者以为，赫尔利的调处可以1945年“四·二”讲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其前期的调处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特征的调处方案，力图实现国共双方的政治、军事统一。在这一阶段，赫尔利虽有向蒋倾斜的倾向，但为了实现其政策目标，仍然对蒋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在其调处后期，赫尔利转上了“联苏扶蒋压共”的轨道，但并不是说美国要放弃以政治外交手段来调解国共矛盾，而是改变策略，借助外部力量，压共妥协，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综观赫尔利使华的全貌可以说没有脱离罗斯福所确定的政策路线的轨道。从这个角度看，赫尔利使华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是策略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四)马歇尔使华调处时期。杜鲁门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其调处的前三个月促成了停战、改组政府和整军三大协议，在调处国共关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由于美国政府继续援蒋向东北运兵，确立其在中国的统治，为保证蒋在东北的优势，马歇尔在调处中转而偏袒蒋介石，助长了蒋的内战气焰，东北内战和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三大协议荡然无存。马歇尔黯然回国，至此，美国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破灭。 (五)综论 从开罗会议后美国插手国共矛盾到战后马歇尔调处失败为止，跨越中国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其间，罗斯福、杜鲁门两位总统先后派出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三位特使赴华调处国共矛盾，对此问题可谓高度重视。从整个调处过程来看，在不同时期，由于调解人对政策的理解不同，调解的策略方法不同，因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差异;同时，这些不同只是具体方法、形式的调整，其政策的总体方向始终没有脱离罗斯福总统所界定的政策轨道，始终遵循了既定的政策原则，因此又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连续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占主导地位，而政策的差异性则从属于大的政策方向。这一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