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布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不仅表明了我们碳减排的决心和信心,也在国际上展示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其意义深远且深刻。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应对不仅涉及到环境问题,同时也关乎到经济发展。对于碳减排政策来说,能够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策的选择应考虑政策本身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从宏观经济波动的视角对不同碳减排政策效果展开初步探讨。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将碳排放方程、碳减排规则以及三种不同的环境政策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探讨粘性因素（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在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造成的影响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并阐述了蕴含其后的经济学逻辑,同时对三种环境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本文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相比于价格粘性,工资粘性的存在会扩大外生冲击的影响;名义粘性的提高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性,即粘性越大,宏观经济变量变得越不稳定;相比于无政策情形,环境政策的实施会导致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稳态水平下降,但会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性。限额排放政策下的经济扩张效应小于碳排放税和强度目标政策情形,即限额排放政策抑制了宏观经济波动,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制定适宜的碳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会造成市场扭曲,使得经济波动性更大,带来效率损失。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畅通市场机制,减少市场摩擦,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另外,虽然限额排放政策能够抑制经济波动,但是它也会阻碍经济增长,配置更多的资源用在减排上,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减排成本,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限额排放政策的阻碍作用会更大,而碳排放税政策的标准和细则又难以统一,因此对于转型升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碳排放强度目标政策是最佳的选择。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碳减排政策要以强度目标为主,总量控制政策为辅。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定调双碳发展,尽早转向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因此,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还是应选择以碳排放强度目标为主的减排政策,辅以总量控制,稳步推进碳减排工作,力争如期实现双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