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规模持续增大,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频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断崖式滑落的生态环境质量。企业发展为我国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是多数生态环境破坏、污染问题的“触发者”。为了应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该治理体系中,企业占据主体地位,企业能否在实际运营中处理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影响着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与否。尤其是随着我国环境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断提升,企业环境破坏的违法成本也呈指数级增加,在此背景下企业生态环境管理战略和行为也将影响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尽管生态环境管理的制度压力不断增大,实践中企业却实施了差异化的生态环境战略。传统基于制度压力的研究视角无法很好的解释企业生态环境战略异质性的原因。对此,本研究基于制度复杂性视角认为,企业在环境管理过程中面临生态逻辑与商业逻辑共存的局面。生态逻辑与商业逻辑具有差异化、矛盾的目标与手段,二者同时为企业提供了差异化的价值参考。在具体实践中,企业会根据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内外部环境做出差异化的价值选择,而这些差异化的价值选择也将进一步导致差异化的行为反应。同时,本研究基于组织身份理论认为,组织身份演变作为中间机制将传导制度逻辑复杂性对企业生态环境战略选择的影响作用。围绕上述研究思路,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现有关于制度逻辑与制度复杂性,企业生态环境战略选择与变革,组织身份与身份演变三个主题的研究。除了分别对三个主题做了研究综述,还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框架。本研究采取纵向单案例研究。考虑到案例的极端性和启发性,依据典型性原则和理论抽样原则,本研究选择金正大作为目标企业开展分析。研究以档案数据为主,运用扎根理论程序开展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金正大在环境管理过程同时存在生态逻辑与商业逻辑,依据制度逻辑间的中心性和兼容性变化本研究进一步发现金正大历经了支配型、疏远型、竞争型和结盟型制度逻辑复杂性。同时,当处于上述制度复杂性不同的稳定阶段时,金正大在生态环境战略实践上依次呈现出了反应型、防御型,基于上中游产业和基于下游产业链的领导型生态环境战略。在制度逻辑复杂性与生态环境战略同步演化过程中,金正大的组织身份演变充当了二者的桥梁,传导了企业面对制度复杂性的反应,并最终作用于生态环境战略的选择与变革。面对当前企业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之迫切,生态环境战略已然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新热点。本研究从现象出发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战略的异质性选择与长期性变革。本研究综合制度逻辑复杂性视角与组织身份视角揭示了企业生态环境战略选择的动力和长期变革的路径,为企业更好的开展环境管理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