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在这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中诞生了共和国史上在农村延续时间最长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1956-1957年,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针上先后出现了反冒进和反对“反冒进”的意见,最终确立了跃进的经济发展方针。随后,在我国掀起了全行业“大跃进”的浪潮,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属于1958年全面“大跃进”高潮下的产物。为了加快实现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化,党中央和各级地方都作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对关于什么是人民公社、为什么要成立人民公社、如何加入人民公社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宣传。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运动中,出现了报纸、广播、黑板报、标语口号等形式多样的传播媒介。得益于建国之后党和国家对广播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普及,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逐步成为农村群众获取权威信息的重要的现代化大众媒介。在众多媒介参与的立体化的传媒式动员中,广播媒介依托于自身独有的优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动员中发挥了强有力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本文将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播所发挥的动员作用进行考察。借助于政治动员理论,全文围绕四个问题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播的政治动员展开研究。首先,广播的政治动员机制。该部分主要考察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广播体制、广播区别于其他媒介的动员优势以及在整个传媒动员的过程中广播所处的位置。其次,广播政治动员的方式和手段。广播在20世纪50年代是农村地区的“明星媒介”,无论是村庄中央还是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各级领导和基层村干部,都乐于通过广播开展工作。因此该部分通过对“变身”为不同形式的广播展开分析,尝试探求广播在农村地区全方位宣传的动员效果。再次,广播的动员内容分析。该部分对广播的宣传内容展开考察,梳理了当时广播宣传的高频内容——人民公社的美好生活、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典型榜样示范,尝试从内容分析角度探求广播内容中蕴藏的意识形态色彩及其对农村群众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分析了广播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展现出的价值以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整体效果。透过广播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扮演的动员角色可以看出,除了政治力量的推行,广播媒介所塑造的声音浪潮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就为理解人民公社为何在短短数月时间就在全国广泛建立提供了另一个全新的维度,即广播媒介的造势力量。与此同时,在宣传动员中广播工作受政治影响所表现出的“虚假”与“狂热”,也为政治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两者的边界处理等问题提供研究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