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税收益是在会计收益基础之上经过调整而来,二者紧密相联。但由于其各自遵循的目标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它们之间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表现为逐年增大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发现制度因素、盈余管理和税收筹划行为是导致会计—税收差异增大的三个主要原因,并且不同原因引起的会计—税收差异会对公司价值产生不同影响,由盈余管理产生的会计—税收差异会降低公司价值,而税收筹划产生的会计—税收差异会增加公司价值。于是,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会计—税收差异的来源就显得很重要。首先,大额的会计—税收差异对公司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它意味着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较低,另一方面它会吸引相关监管者的注意,这会增大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风险。因此,当企业存在大额会计一税收差异时,管理者会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和税收筹划活动进行权衡。其次,高管股权激励作为企业的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它能够使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促使管理者站在股东的利益思考问题,更愿意从事增加企业价值的经济活动。那么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会计—税收差异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关系呢?为了探讨此问题,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市场2010-2015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税收筹划产生的会计—税收差异和盈余管理产生的会计—税收差异的调节作用。经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随着高管股权激励的增加,与税收筹划相关的会计—税收差异会增大,即高管股权激励对税收筹划驱动的会计—税收差异有正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中这种正向调节作用会被加强;同时,随着高管股权激励的增加,与盈余管理相关的会计—税收差异会减小,即高管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驱动的会计—税收差异有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中这种负向调节作用会被减弱。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六个部分:第—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文章选题的研究背景、理论及现实意义,研究内容、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主要对会税差异产生的原因和经济后果、高管股权激励研究现状及其与会税差异之间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税收筹划之间关系进行文献梳理,最后对研究现状做出评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主要是对相关理论的概述,其中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利益趋同效应、机会主义行为效应和声誉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具体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设计、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和检验方法的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主要根据所设计的研究方案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假设,并得出相应结论。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本文创新之处:首先,从影响会计—税收差异来源的因素入手间接考察股权激励对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了薪酬制度对公司价值的重要影响,研究角度的创新正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其次,区分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同产权性质,验证了非国有企业性质对股权激励和会税差异来源之间调节作用的不同影响,有助于上市公司针对不同产权性质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最后,在实证模型中对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衡量,突破了以往学者采用的高管持股比例作为替代变量,本文采用了高管所持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价值占高管所持股票期权价值以及当年货币薪酬总和的比例作为对股权激励程度的度量,这种衡量方法更为全面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