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关陇集团”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从西魏北周到隋唐的长时段的皇权政治演进史中进行动态地考察。关陇政权的统治核心是被学界称作“北镇势力”的一类人,他们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逐渐被排除出统治阶级之外,即所谓“役同厮养”、“为清途所隔”,社会身份日渐贱民化,因此当他们掌握政权后,显然不会继续遵循孝文帝建立的门阀制度。刚建立的西魏政权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的力量都逊于山东、江左二政权,为了扭转颓势,宇文泰必须另觅一新途径一一即陈寅恪所云“关中本位政策”来团结关陇地域内的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将他们捏合为一利益相关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即所谓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是所谓的八柱国家,六官制度建立后担任六卿职务的又都是柱国大将军。但毕竟,此时尚存在一个西魏皇帝,所以西魏政权表现出实质与名目发生乖离的“二重政权”形态。宇文泰死后,宇文护迅速完成魏周革命,并在与勋贵的斗争中胜出,将二十四军的统帅权收归自己的中外府,并将五府的行政职权也收归天官府。北周武帝铲除宇文护后,将军队统帅权和朝政大权全盘接受,从而结束了“二重政权”的时代。大约与此同时,北周朝廷还将从前崇高的柱国、大将军等戎秩滥授给群臣,并又创造了上柱国、上大将军等戎秩,一时间拥有高级戎秩的官僚人数汗牛充栋,这些官人不仅可以凭借戎秩回授文武职事,还可以荫子,原西魏故旧勋贵的特权受到后进的强劲挑战。亲政后的周武帝不仅对政务“克己励精,听览不怠”,军事上也奋勇当先,君主独裁政治已初现端倪。逮到周宣帝时,又扩大了御正、内史等内朝官的职权,皇帝进一步加强对朝政大权的掌握。周宣帝死后,杨坚依靠御正、内史伪造遗诏合法地取得辅政的地位,并顺利地平定三方作乱以及铲除宇文宗室,这都是北周末年专制皇权强化与贵族势力衰落的结果。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将资望较高的前朝元老奉上三师、三公等位高无权的位置,对待资望较低的前朝勋贵则伺机予以免职,而对心怀怨望并谋叛的旧贵则予以诛杀。隋文帝大力提拔皇子、宗室以及政治新贵,由此关陇贵族阶层发生了显著的新陈代谢。关陇贵族在隋代虽仍然享有一些特权,但其对政治的控制力已降到极点,沦为专制帝国的寄生官僚。逮到大业年间,他们在魏、周二朝积累的官资不再作为荫子的资格,就连依勋授职的特权也被剥夺,关陇集团的势力愈加式微。李渊自太原起兵入主关中,开创李唐基业。因而唐王朝建立伊始就拥有一个经战火洗礼而生机勃勃的全新统治集团的支持,而不逮前朝关陇勋贵的拥护。对·武德、贞观二朝的功臣与宰相中关陇籍人士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家世背景与出身进行详细考察后我们可以发现：唐初的核心阶层中,关陇集团成员已经日趋凋零,关陇勋贵的人数更是寥寥无几,西魏八柱国的后裔除李唐皇族外别无一人。尽管仍有极少数关陇人士因拥护新朝并凭借与皇室的姻亲关系而继续受到新朝统治者的优待并享有很高的官爵,但他们的权势与地位已远远不能与皇权相提并论,他们对皇权有很强的依赖性,完全沦为了皇权的附庸,成为专制帝国的寄生官僚。长孙无忌向来被当作关陇贵族在唐高宗朝的代表。然而通过对其家世的考述,不难发现长孙无忌与关陇贵族并无很深的渊源,甚至他还有过被异母兄逐出家门的惨痛经历。永徽年间在政争中被长孙无忌诛除的政敌很多都拥有关陇集团的出身背景,所以把无忌当作关陇集团的代表是很不妥当的。而且考察在永徽六年坚持反对废后的无忌阵营中人的籍贯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地域偏向,根正苗红的关陇贵族后裔于志宁在废后事件中持中立态度,并没有坚决地与无忌站在同一阵营。所以,把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件看作是地域之争是不能成立的,这个事件的本质应该是专制皇帝与元老重臣的斗争。元老重臣的权力来自先皇的顾命,而非贵族自身的势力足与皇帝抗衡,故其仍属于皇权政治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