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开示从域外一经引入,即得到我国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以致“两高三部”在2019年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29条中明确提出了“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不难看到,证据开示是保障认罪认罚案件程序公正的前提。显然,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如何吸收域外证据开示的理念,借鉴证据开示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知情权和其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是一项十分艰巨和迫切的任务。本文在借鉴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上,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适用证据开示制度的司法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寻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路径,认为只有明晰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的主体、范围、程序与救济措施,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进行探讨。第一章“引言”、第二章“认罪认罚案件适用证据开示的正当性基础”、第三章“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考察”、第四章“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第五章“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路径”。第一章“引言”部分,概括地论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以及论文的实用价值、理论意义、研究方法等。第二章“认罪认罚案件适用证据开示的正当性基础”部分,主要阐述了认罪认罚案件中适用证据开示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即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提升司法效率、推动量刑建议精准化和契合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第三章“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考察”部分,比较域外证据开示制度,揭示了它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困境”部分,指出了我国目前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适用证据开示制度存在主体、范围、程序与救济措施不够明确的困境。第五章“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路径”部分,探索了前述困境中的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路径,提出了明确证据开示的主体、确定证据开示的范围、完善证据开示的程序与建立证据开示的救济机制等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