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展开了很多探索。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的激烈竞争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地方政府官员展开的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度的不断完善,任期考核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晋升的重要参照。为了获得提拔,官员在任期内必须不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好的政绩。大量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的更替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任期考核作为影响官员决策的重要因素,会导致地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从而对企业微观行为也带来影响。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提高政绩,官员可能会干预企业行为;企业为了维护良好的政企关系,获取更多的资源,高管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也可能积极迎合政府的行为。盈余管理作为财务运作的重要方式,可能成为政府干预和企业迎合的途径之一,同时也是企业规避政策变化而带来业绩波动风险的重要手段。那么,在官员任期考核的首年和最后一年,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何差异呢?现有文献并没有这方面研究。本文利用2007-2015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政一把手(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任期资料,运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官员任期考核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检验发现:在省委书记任期考核内的第一年,企业盈余管理不显著,而在省委书记任期内的最后一年,企业盈余管理显著为正;省长任期考核对企业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组检验发现,在省委书记任期内的最后一年,在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占比高的地区、非管制行业、GDP增长率高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及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盈余管理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省委书记在制定区域经济和监管政策方面影响力更大;在任期考核制度下,官员在不同考核时间内的政策会有所差异,在任期考核的最后一年对企业的干预更多,而企业出于迎合地方政府官员和规避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需要,会加强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我国的政企关系,深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干预企业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完善我国官员考核和企业监管制度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