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并在庞大的基数基础上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2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我国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以及三次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等内在变化,都使得我国经济进入增速逐年下降的“新常态”。而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是体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也是党和政府在新常态下重点关注的领域。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总量中最终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路下滑。很显然,这与经济体制转轨后的收入分配、税收、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各项改革密切相关。即随着制度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的急剧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越来越谨慎,从而储蓄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为鼓励和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央银行自1996年5月开始连续七次降息,并于1999年起开征利息税。尽管如此,庞大的银行存款也并没有被“挤出来”用于消费。围绕如何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议题,成为越来越多学者所关心和研究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和成熟的市场体制不同,我国经济社会仍处于转型期。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不确定性、国内外经济发展与调控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以及经济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增强其预防性储蓄动机。这也是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欲望启而不动的根源所在。最终消费中70%以上来自于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中的70%以上为城镇居民消费;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扩大内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基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视角对经典消费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将随机游走模型、预防性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以及缓冲储备假说等考虑收入不确定性的消费理论界定为客观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与之相对应,将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行为消费理论界定为主观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随后通过对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体制转轨进程中的实际国情的分析,思考和总结了经典消费理论对我国居民消费实践的适用性及需要拓展的方面,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从宏观数据入手,量化分析消费总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消费倾向及消费结构的现状;第二,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CFPS微观数据为基础,详细解读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医疗支出、医疗负担情况及其对居民家庭资产选择及配置的影响,并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对比;第三,基于CFPS微观数据,首先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和受限被解释变量模型估计我国城镇居民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和收入的不确定性,然后在缓冲储备模型框架内,分别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医疗支出预期下我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第四,将以上结果运用行为消费理论中的心理核算账户概念予以解释。通过以上“宏观-微观-心理”三位一体的经验分析框架,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幅度超过最终消费增长幅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在0上下波动,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贡献率的趋势总体上相反,前者波动下降且波动幅度较小,后者波动上升但波动幅度较大;最终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2000年之后,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相比,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远低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香港、欧元区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低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第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显著的逐年递减趋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方面,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和衣着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文化娱乐教育支出比重、交通通讯支出比重以及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势。第三,CFPS微观数据显示,在2010-2014年期间,城镇居民家庭医疗支出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一致。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医疗支出虽然在绝对数上最大,但医疗负担相对来说却最低,且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医疗负担最大,下降幅度也最小,西部地区的医疗负担及下降幅度居中。这表明医疗负担的大小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全民医保政策受益较大的是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而广大中西部城镇居民的医疗负担状况依然很严峻。第四,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在医疗负担增加时,会选择降低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的持有以缓解医疗支出带来的冲击;相反,当医疗负担下降时,居民会更倾向于选择这一类资产以防不测;西部地区的储蓄或消费水平,受医疗负担的影响最为显著,是我国医改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第五,医疗支出不确定性对资产-工资比的影响均远大于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越是不发达地区,积累意愿越强;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导致其积累意愿加强,消费能力下降。受教育程度越高,积累意愿越弱,消费意愿越强。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越是中低收入群体,其积累意愿对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发敏感。第六,无论是从财富存储的角度,还是从消费的角度,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均设立不同的心理账户,并且被贴上了不同的功能标签。城镇居民对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加时,会使得金字塔型的资产组合中,安全保障型性资产所处的“底部”增厚。这部分资产首先被安排在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和当前资产账户中,由于未来账户在不确定预期下会“缩水”,消费者会为了维持各账户之间的平衡,会将可支配收入以及当前资产账户的部分财富转移至未来账户以填补空缺。而理论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于当前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大于基于当前资产账户以及未来收入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在不确定性预期下,将资产由当前可支配收入账户转移至资产账户以及未来账户,必然意味着总体上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基于以上基本结论,本文从降低城镇居民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稳定收入预期以及加大教育投资等其他宏观政策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