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直存在“融资难、难放款、融资贵”的“两难一贵”的资金困境，亟需在农村金融市场进行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具有农户经营、互助合作的特点，但在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合作体制、运行机制不健全，致使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与经济运行不适应。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主自发开展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业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员农户的资金需求，但也出现了发展不规范、违规经营、非法吸储放贷、合作社管理者携款跑路等突出问题。为规范合作社资金互助活动，降低运行风险，探索农村信用合作的有效模式，山东省在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试点历经“启动—推广—完善提高”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引入托管银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合作社和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信用互助业务活跃度和规模都显著降低；同时，托管银行由于缺少相应激励，对参与信用互助资金托管也表现的不够积极等。　　既然信用互助发展符合农民需要、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鼓励和支持，为何实际运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如何改进制度设计才能促使其既安全又有效地发展？本文试图从参与主体行为分析入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思路和建议。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可持续发展，深化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对山东试点的调研为基础，依据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计划行为、演化博弈等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研、模型分析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厘清信用互助、主体行为、参与意愿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信用互助的参与主体进行了识别；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部门—托管银行—合作社”形成双层监管体制的行为博弈关系，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对“托管银行—合作社—社员农户”的行为策略进行演化博弈及仿真模拟，分析了这三方初始意愿对系统演化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了社员持续参与信用互助的意愿选择及其作用机理，分析了影响社员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而有针对性提出了促进信用互助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文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一是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并结合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过程的分析可得：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到信用互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对信用互助的监管中应防止因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合作性质再一次异化。　　二是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可知，金融监管部门和托管银行对合作社构成了信用互助的双层监管体制，金融监管部门与托管银行的监管目标是否一致，对合作社的行为选择和信用互助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二者的监管目标不一致时，托管银行对合作社的监督指导职能弱化，客观上助长合作社的违规行为。通过对托管银行增加激励，可以激发其积极性；但不同的罚款分成比例，会影响托管银行监督指导的作用力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经济惩罚措施较为敏感，提高违规处罚标准及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审查力度，可有效减少合作社违规行为的发生。仿真模拟可知，相较于采取不同监管措施，提高托管银行、合作社和社员农户的初始参与意愿对系统演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应致力于培育健康的信用合作环境。就政策调控工具而言，在不同系统初始状态下，向合作社发放补贴、向社员发放补贴、对合作社违规运营进行惩罚三种方式各有优劣，因此，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和托管银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根据信用互助发展状况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三是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从社员主观感知视角构建包含感知有用性、感知便利性、感知成本影响信用互助持续参与意愿和感知满意度的综合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业务感知便利性和业务感知有用性两种业务感知价值在社员对信用互助感知满意度和持续参与意愿中起到驱动作用；业务感知满意度在业务感知便利性、业务感知有用性与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业务感知成本与业务感知满意度、业务持续参与意愿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的社员对于资金的需求比较强烈，对成本相对不敏感。　　四是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对社员参与信用互助的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会由“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导致信用互助中基于农村“熟人社会”信息充分沟通下的信用基础弱化，单纯依靠“熟人”信用不足以支持信用互助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由传统的“熟人”信用转向现代的记录信用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