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监管是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巴塞尔协议的推出使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在世界范围建立起来。在吸收了巴塞尔新、旧协议的基础上,2004年中国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加强了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但银行资本并非越多越好,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防范银行风险的同时,也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对于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这些影响造成的福利损失可能更大。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成本收益进行衡量,以探讨更为适合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本文采用Skander(2008)的模型,从衡量社会福利的角度,分阶段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模型包含家庭、银行、企业和政府四个部门,并由各部门收益最大化条件推导出在资本约束下的福利最优。模型不同于一般均衡增长模型的关键点是,假设家庭对流动性有需求,资本充足率监管福利损失的产生是由于它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因此模型将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服务引入消费者效用方程,通过均衡资产回报来揭示家庭的流动性偏好大小,从而推导出了仅包含可观测变量的简单方程,以此估计资本充足监管的福利损失和收益。　　 本文选取了13家商业银行作为参数估计的样本。样本银行的资产和存款规模占银行业绝大部分比重,能够反映全行业的平均水平。实证部分结合中国银行业的特点对模型参数进行修正,并根据样本数据分别估计了两个阶段的参数值,得出了边际福利成本和边际福利收益。估计结果显示,2000—2003年间监管的福利损失为187.334～388.55亿元,2004—2007年间福利损失为3497.14～4323.73亿元,后一阶段福利成本明显增加。而这两个时期的边际福利收益分别为2059.7亿元和1808.3亿元,后一阶段福利收益有所下降。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本文认为,现行的资本充足比率值得商榷。降低部分商业银行的充足性要求,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