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其实践可以上溯至20世纪前期。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作为“方法”的文学人类学及其在20世纪前期的实践。　　论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文学”、“文学人类学”等基本概念作了限定，结语部分对20世纪前期的文学人类学实践作了评价。除此之外，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对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思想渊源进行了追溯。对于20世纪前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来说，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古典进化论人类学，这一学派的“文化遗留”说、巫术理论、仪式学说、图腾理论等，屡屡见诸早期研究者的笔端，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解剖中国文化与文学现象的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金石证史”传统与“礼失而求诸野”思想，成为文学人类学的另一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章重点对“神话”概念在中国的输入以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兴起作了考察。20世纪初，随着“神话”概念的输入，西方主要神话学理论也陆续传播到国内，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以安德鲁·兰为代表的人类学派神话学。正是周作人、茅盾等对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介绍与运用，成为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实践的先导。　　第三章重点考察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早期实践历程。作为一种打通文学与人类学疆界的跨学科学术实践，文学人类学研究在国内的发轫可以上溯至民国初年。周作人率先采用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理论从事童话故事研究，开启了文学人类学早期实践的先河。约从二十年代后期起，文学人类学研究趋向繁荣，此时不仅有茅盾等采用人类学理论从事中国古典神话研究，更有郑振铎、郭沫若等将人类学理论引入古史领域。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受国内文化人类学发展的推进，文学人类学研究出现文史学者与人类学者两个主要群体，他们共同开创了这一领域的新局面。　　第四章着重考察20世纪前期学界对“三重证据法”的倡导。王国维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成功实践，在当时学界引起强烈共鸣。不过，地下材料毕竟所得有限，能够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更是不易。于是，许多学者试图在考古学之外寻找新的材料。在此风气之下，以人类学资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参证，成为20世纪前期学界的又一趋势。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钟敬文等在演讲或论文中，先后对作为“第三重证据”的人类学资料进行了阐发。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孙作云正式提出“三层证明法”，成为后来文学人类学“三重证据法”的先声。　　下编为分论，共分五章，主要对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史上的几位代表人物进行个案分析:　　第一章讨论对象为周作人。民国初年，周作人陆续写成《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等文章，率先采用人类学理论对载录于古籍中的童话故事进行系统阐释，从而开启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先河。此外，周作人从人类学视野出发对文学、艺术起源所作的研究，也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讨论对象为茅盾。出于对欧洲文学的兴趣，茅盾很早便走上了神话研究的道路。与周作人一样，对茅盾神话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也是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借助于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茅盾实现了对中国上古神话的重建。其主要思路为:原始先民心智共通说——世界神话普同说——归纳其他民族的神话模式——复原中国上古神话。　　第三章讨论对象为郑振铎。作为对“古史辨”派的反拨，郑振铎倡导“古史新辨”，其方法，主要是综合运用人类学、民俗学与文献资料进行多向度释古。《汤祷篇》一文便是郑振铎上述设想的体现。受弗雷泽《金枝》的启发，这篇文章对中国古籍中所载的“汤祷”传说进行了还原。在疑古之风如日中天的当时，郑振铎借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探索“古史新辨”的道路，为中国现代学术树立了新的典范。　　第四章讨论对象为闻一多。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闻一多逐渐退出诗坛而转向学术研究，其论著中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古代神话与风俗的研究，作者多借鉴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知识而创见迭出。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等整理闻一多遗著，上述研究以“神话与诗”为题收入《闻一多全集》甲集。今天看来，编入《神话与诗》中的一些篇章，无疑是早期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个案，其影响在今天依然有迹可寻。　　第五章讨论对象为孙作云。作为闻一多的直接传人，孙作云的研究也涉及《诗经》、《楚辞》、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民俗文化等领域。在方法上，除传统的文字考订与音韵训诂外，他也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视角对上述对象进行解读。所不同者，孙作云将人类学中的图腾理论进一步普泛化，试图对中国上古图腾社会进行重构。此外，孙作云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首次正式提出“三层证明法”。这一方法既是对前人已有研究的总结，也是孙作云本人自觉的学术追求，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史上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