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影响为研究对象，试图将萨特在中国的接受放入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考察，对“萨特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这一课题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除绪论与结语之外，本文由四章组成:（一）萨特在中国的译介;（二）中国思想学术界对萨特的研究;（三）萨特与中国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学说;（四）萨特与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这四章构成本文的主体部分，是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贯穿于其中的逻辑关系在于，一个学者及其理论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和产生影响往往从译介开始，而译介本身又是十分重要的接受过程和方式，它是译介者基于自己所处某种历史语境的内在需求，主动选择的结果。研究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既体现了研究者个体的价值立场和时代的需要，也进一步传播了国外理论，深化了它的接受语境。国外理论的影响，最终要在本土化的实践应用中体现出来，影响和接受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译介、研究和影响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共同促进接受的深化。　　绪论部分简要论述了本课题的选题意义、国内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第一章“萨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萨特在中国的译介过程。选取的时间范围从1940年，即萨特进入中国起，直至现今的70年历史。通过大量收集和整理资料，从史料的角度出发，以萨特在中国的译介历史顺序为主线，探讨其不同译介阶段所受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力求对从1940年至2010年间萨特在中国的基本定位及其被误读、其存在主义理论及其本人遭遇的“冷热不均”的原因等问题进行详尽和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述，并将萨特在中国这一异质文化语境中所遭受的“误读”与其原意加以比较。阶段的划分按照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译介萨特的不同动机和目的，划分为建国前、建国后至文革前、文革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至今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在标题中分别加上“救亡与启蒙交织”、“阶级论立场”、“启蒙语境”和“后现代语境”等限定词，力图在梳理出萨特在中国译介概貌的同时，进一步探讨萨特在中国不同时期译介的历史文化原由，辨析译介者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译介策略，如“功利化策略”或“中国化策略”，深入思考中国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语境与萨特译介的关系，以期向读者呈上一部客观、详实的萨特在中国的译介史。　　第二章“中国思想学术界对萨特的研究”，全面回顾、总结和反思萨特在中国的研究历程。萨特在中国的“旅行”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中国学者对萨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从最近三十年来看，各种学术论文、研究专著成果斐然，值得认真总结。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辨析，不仅可以总结我国的萨特研究，更能由此反思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考察中国学术界对萨特的理解和接受状况。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对这些研究成果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本章试图对从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若干研究萨特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梳理，分别从中国学术界对文学家的萨特和哲学家的萨特的研究成果中选取几个大家共同关注的内容进行分析，并指出其中的优点以及不足。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萨特主要兼具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两种身份。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喜欢用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来阐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称其为“形象的哲学”。他的文学作品因其凭借着深刻而坚实的存在主义哲理而得到了提升，成为评论者最喜欢挖掘，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一座宝藏。第一节“文学家萨特”分别从他的小说和戏剧中选取六部中国学者集中关注和争议较大的作品，如《恶心》、《墙》、《禁闭》、《苍蝇》、《死无葬身之地》、《脏手》，在充分理解它们的原意的基础上，综述中国学者对每部作品研究文章的内容，分析其得失。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萨特，他不仅认为自己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要用他的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他那些极具挑战性的言语成了学者们争论的经久不衰的话题。第二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分别梳理中国学者对“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者萨特”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的研究文章，从其所采取的批判或赞同的态度上评析其阐释。　　第三章“萨特与中国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学说”，考察了李泽厚与刘再复接受萨特的情况。文章认为，李泽厚与刘再复是中国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学说上的“双子星座”，分别颠覆了哲学认识论与文学反映论的传统思维方式，奠定了哲学与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的基本命题，从而为论证人的权利、尊严等社会规范性价值基础扫清了道路。两人之所以能提出主体性学说，与他们受到萨特的影响密不可分。第一节“个体主体性:李泽厚的主体性学说的最后旨归”，首先论证了李泽厚在接受了萨特关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批判了我国从前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而颠覆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命题，使得关怀和研究人的命运成为哲学的主题。其次阐述了李泽厚接受了萨特存在主义以人的存在为唯一真实的本体的主张和个体主体性学说的影响，并将它们转化为对心理本体的论述、对人“为什么活”的问题的思考，从而确立了以个体为中心和归依的主体性哲学。第二节“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论述了刘再复汲取了萨特和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思想，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文学理论，从而颠覆了长期统治中国文坛的以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为核心的前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体系。　　第四章“萨特与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详细论证了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的情况。文章认为，在新时期的知识青年中发生的持续十年之久的“萨特热”，无疑是萨特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刻的现象。第一节“知识青年中‘萨特热’的理论背景”，从中国启蒙现代性的角度考察了“萨特热”产生的理论背景。在新时期的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启蒙知识分子力图借助萨特的存在主义“人学观”来摧毁、冲破反映论的工具主义思想框架，为新时期所需要的人的主体意识、个性解放等思想鸣锣开道，他们从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中寻找启蒙的思想资源，把“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等存在主义理论说成是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为知识青年认识萨特提供了条件。第二节“萨特与中国八十年代的青年思想”，分析了知识青年中出现“萨特热”的原因（包括外部因素与内在主体因素两个方面），并通过一些事例和数据来了解它的表现，认为它的意义在于唤醒了知识青年的自我意识，启发了他们运用自己的思想与意志进行自由选择和自我决定的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启蒙的目的。　　结语部分“‘萨特热’在中国的退潮及其根源”，论述了“萨特热”在中国退潮的负面影响。由于“萨特热”是在新时期的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发生的，它对于我国启蒙现代性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可是随着九十年代“后学”的兴起，以“后学”为价值依托和思想资源的文化保守主义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导致了知识分子“启蒙共识”的破裂，“萨特热”也随之迅速降温。文章概括性的分析了“萨特热”降温的根本原因。　　总之，本文系统梳理、分析和阐释萨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影响，是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角度对“萨特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这一课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本研究基本廓清了萨特在中国“旅行”七十年的历史，论述了萨特对中国哲学、文学，以及启蒙现代性的贡献，阐明了中国对萨特的迎拒及其因由，从而，拓宽了萨特研究视野，弥补了国内萨特研究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