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禮記》是西漢禮學家戴德编纂的一部禮翠類文獻彙編。西漢武帝時期，戴德和戴聖同問學於禮經博士后倉，研習十七篇《儀禮》。戴德、戴聖在傳習《儀禮》的同時，又分別選擇一些禮记類文獻作為參考補充材料，造就是八十五篇的《大戴禮記》和四十九篇的《禮記》。相對於《禮記》，《大戴禮記》研習者少，至南宋時亡佚大半。由於傳授源流不明，學者如陳振孫等對其學術價值產生了懷疑。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洪業囿於今古文經學的藩籬，認定《大戴禮記》成書于東漢，這個結論更加影響了學者們對此書的使用。本文在前賢時彥的研究基礎上通過考辨戴德生平經歷，認定《大戴禮記》確是戴德编纂。通過對各篇的考辨，認為它們分別撰寫於春秋至西漢武帝時期，是研究禮學、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戴德與<大戴禮記>》，主要考辨了戴德的生平和《大戴禮記》的成書時間。研究《大戴禮記》成書時間，必須對编纂者戴德的生平和學術經歷有一個清楚的瞭解。第一節，通過對后倉、戴聖、信都王劉興等與戴德生平關係密切相關三人的人生經歷的考察，大致推定戴德約生於漢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左右，他從后倉的求學時間大致在武帝末期至昭帝時期，他去世的時間大約在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至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之間。第二節，通過考辨認定《大戴禮記》確實由戴德编纂而成，它的成書時間大致在戴德被任命為信都王太傅之後，即公元前37年以後。第三節，對《大戴禮記》各篇章按内容歸類，並論述其學術價值。第二章為《<大戴禮記>伕篇考實》。在第一節“《大戴禮記》的流傳”中，簡述自東漢到南宋的流傳經歷，八十五篇本《大戴禮記》至南宋時只剩下四十篇。第二節“《大戴禮記》輯伕研究”中，介紹歷代學者對《大戴禮記》的輯伕研究情況，并重點表述武内義雄、阮廷焯、劉曉東三位學者的輯佚成果。第三節“《大戴禮記》佚篇的考察”中，通過分析對歷代文獻對《大戴禮記》的徵引，考辨出《論法》、《喪服變除》、《文王世子》、《辨名記》、《政穆》、《祭法》等六篇為《大戴禮記》亡佚之篇，而對於《大戴禮記》其他的亡佚篇章，因為傳世文獻不足的緣故，已經無法得知其篇名。第四節“略論《大戴禮記》佚篇亡佚的原因”中，筆者認為不立于學官和内容脫離時代是《大戴禮記》亡伕的主要原因。第三章《<大戴禮記>中的禮類文獻》，《大戴禮記》中的《諸侯遥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這四篇，性質與《儀禮》是十七篇性質相同，筆者認為屬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禮古經”五十六篇，與《儀禮》類似，它們的成書時間約在戰國前期。《易本命》探索陰陽造化，充分反映了儒家學者對世界的探索，可看作是儒家的世界觀。《朝事》篇與《周礼》一書關係密切，是河間獻王之後，禮學家研讀《周禮》進行的再創作，包含了儒家治國以禮的思想。第四章《<大戴禮記>中的學類文獻》，“曾子”十篇是曾子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記錄下來的曾子言論記錄，是研究曾子學派的寶貴資料。《五帝德》、《帝繫》將許多傳說中的古代帝王虛擬血緣關係納入一個系统，是戰國末期大一統帝國政治形勢逐漸形成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戴德從《荀子》一書中選取《勸學》、《禮三本》篇。《禮察》篇乃戴德取自賈誼《新書》，從學理的角度上強調了禮的重要性。第五章《<大戴禮記>中的政類文獻》，《夏小正》是現存最早的時令類文獻，是中國時令類文獻的濫觴，據說傳自夏代，根據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綜合判斷，認為它成書於西周時期。通過對《夏小正傳》文本語言特點進行分析，筆者認為其成書於春秋晚期。《哀公問五義》、《哀公問於孔子》是記載孔子朝見魯哀公的言論，是研究儒家學派政治思想的珍貴文獻，它們的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前期。《孔子三朝記》七篇是戰國中晚期儒家學者為了宣傳儒家學說而撰述的著作。《衛將軍文子》中記述子貢與文將軍文子之間的對話，對孔門的十二位弟子進行了評價，山本篇可見儒家是如何對人物進行評價的。《文王官人》、《武王踐阼》是戰國時期學者們撰寫的擬史類文獻，《文王官人》講述如何鑒別人的品德，以及按照他們的才能授予適合官職的理論。《武王踐阼》講述武王訪詢姜尚治國大道，武王製銘以警身的故事。《保傅》篇乃取自賈誼《新書》，論述在太子培養中應該採取的措施。《盛德》、《名堂》則論述治國以禮的道理，體現了儒家學者的政治理想。第六章《观像識人的變遷一從<大戴禮記>到九品官人法》，第一節“九品官人法制度下的選人方式”，論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吏銓選制度的變化。第二节“九品官人法中呈现出来的用人原则”,笔者将《人物志》一书中呈现出来的选人方式、原则、程序与《文王官人》篇进行封比,论证其是在先秦时期选人寅践经验基础上的造步,具有重要的雁史意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