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阿诺德·盖伦以独到的视角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审视了现代绘画的美学内涵，这对我们当下正确对待启蒙，理解现代绘画的生成逻辑、美学意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盖伦也因其富有争议的个人经历与对待启蒙的反思立场而被扣上了“德意志帝国右派哲学家”、“保守主义者”这样的帽子，致使其哲学人类学与美学的思想长期受到遮蔽。因此，本文选取盖伦的美学思想为研究对象，试图以其哲学人类学思想为背景，通过对盖伦思想中“人的观念”、“制度理论”、“时代诊断”等基本问题的梳理，为其美学思想追根溯源，在此基础上把握盖伦时代诊断及其美学思想所具有的人类学视角及由此而生的独特意义，还原这位复杂思想家的形象。　　 论文首先清理了德国哲学人类学的思想传统，阐明了这一独特思想方式与英美语境下的人类学相比所具有的别样理论内涵，由此进入盖伦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将其“人的观念”的核心内涵提炼为由原始性与非专门性决定的开放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其制度理论，说明盖伦赋予制度的重要使命——为人类心灵释负。　　 论文归纳了盖伦对人类意识结构在技术时代中所发生之变化的洞见，提出了盖伦的时代诊断：技术时代使制度的释负作用失效，作为补偿机制出现的主体性之高扬与各种准制度都无法提供有效的释负作用，难以提供以开放性为特征的人类所需的制度稳定性，现代人的心灵因而陷入危机，这种危机也波及了原本可以为人类心灵提供释负的一个文化制度领域，即艺术。人类意识结构的新趋势“实验性”与“抽象性”，在艺术中则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智性化剥夺了艺术的直觉性，艺术作品中的客体被消解，技术原则剥夺了艺术的永恒价值.技术导致艺术中现实感的丧失，现代艺术遭遇终结危机，这反过来也使得现代艺术作为释负机制的有效性受到挑战。　　 论文最后一部分以盖伦的现代绘画研究为个案，深入考查盖伦的艺术观，就其对现代绘画的解读进行分析与评价。论文认为，盖伦通过不同的“图像理性”区分了三种绘画类型.将绘画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图像内容不断削减的过程。但是，盖伦并不把图像内容的萎缩视为艺术精神的萎缩，与之相反，他从内容的萎缩中挖掘到的是形式的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可能与去政治化的力量。本文认为，盖伦试图通过对现代绘画之抽象性的论证，将现代人创作与欣赏抽象绘画的过程建构为一套解决方案，以应对内向化与个人化特征强烈的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重新建构一个道德社会。对此建构，本文提出如下质疑：现代绘画的思想性受惠于其费解性，但现代绘画思想性的传播却亦受制于其费解性。盖伦未能在实践层面上解决现代绘画的费解性问题，因而他的建构仅仅是一个乌托邦。要想使之脱去乌托邦色彩，应当调和费解性与思想性，打破画作者与欣赏者的独语状态，使他们通过艺术走向交往，把个体独自对抗技术洪流的努力汇聚为一股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