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2019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速位居世界第一,而“全面二胎”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却随后回落至1523万。较低的出生率和人口寿命的进一步延长都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结构将进一步向“头重脚轻”型发展。居民储蓄率是国民储蓄率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快速叠加将对家庭储蓄率造成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居民储蓄率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关系,对于政府应对人口结构持续老化的状况具有重大政策意义。本文采用1991-2015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构造面板数据,并使用控制了时间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储蓄率间的联动关系。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变量,同时文章也引入人口自评健康状况来表示个人的自我预期寿命水平,本文认为,是人口变量中的负担效应,预期寿命效应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共同作用,导致家庭储蓄率水平的变动。控制一系列户主人口特征、家庭财富变量的影响后,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的作用不显著,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自我预期寿命提升显著增加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本文使用了其他方式衡量的家庭储蓄率和人口年龄结构变量来进行探讨结论的稳健性。异质性部分构造了东部、西部、中部分组的子样本及城乡两部门分组的子样本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影响效果的差异。老年抚养比的作用依旧在统计上不显著;教育成本、生育的机会成本、子女数量减少导致的子女质量的重视程度是少儿抚养比的作用具有异质性的原因;区域间的预期寿命水平的差异,城乡两部门间养老制度完善程度的差异是自我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作用具有异质性的原因。本文在机制分析部分的检验中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同时具有负担效应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最终的总效用的方向和显著性可能随少儿年龄、户主年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文章在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按照当下的人口发展趋势,满足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同时促进家庭的生育为我国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