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本报告从“五四”价值观变革与社会思潮的角度切入,从中国新文学服务于中国自身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出发,探讨中国新文学在外来影响和自身时代需求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复杂运作机制,剖析中国新文学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别于西方文学的特殊性质。　　与现有研究从“保守/激进”、“启蒙/救亡”等二元对立的研究构架出发来探讨从《新青年》到文学研究会时期的“五四”新文学不同,本报告从近代以来中国国门打破后知识分子的时间、空间观念的变革着手讨论,指出线性的进化时间观对于中国传统的循环论时间观的取代,与全球化的空间观对于华夏中心观的取代,是促发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重要因素。进而辩证地指出,“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叙事,一方面来自于线性进化时间观的促发,另一方面来自于“民族竞争”全球空间格局观的触动;而“五四”白话文学语言革命的内在逻辑,虽然与“进化论”有关,但它同时更是“全球化/西化”的需求在文学语言领域中的表现,它背后的核心诉求是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派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与反对白话取代古文的新文学反对派之间的争端,不能简单地视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对立,它背后涉及到的是“西化救国”还是通过保留古文来保存中国的“种性”和文化、审美上的“国性”的区别,其背后有着空间观念上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现代化诉求的区别。　　与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新文学“人的文学”潮流来自于对俄国“为人生”/人道主义文学的横移不同,本报告在考察1918年“一战”结束后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界的思想变动的基础上指出,“竞争进化”观向“互助进化”观的转型,民族主义思想向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思想的转型,是促发近代以来的“国/人”的思维向“人类/人”的思维转型的关键,而“人类/人”的思维是“五四”新文学“人的文学”思想确立的重要前提。从此,中国新文学在《新青年》确立的批判国民性叙事传统之外,形成了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以“人类主义/世界主义”、“互助主义”为思想底色的“爱”与“美”的理想化的人道主义叙事。而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空间观的转换,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研究会在关注“被压迫民族”文学之外,从世界人的精神沟通的角度出发关注到了“世界文学”问题,因而展开了“世界文学观”指导下的翻译实践,翻译了大量的非“被压迫民族”的世界文学经典,并出现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这样的世界文学史论著,和文学研究会的“世界文学丛书”,《小说月报》也因此推出了“现代世界文学专号”。这对于近代以来过于侧重服务于民族救亡的中国翻译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