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包括远古时期上层的禅让制、原始社会末期到西周时期的选拔下层官员乡举里选制,春秋、战国时期的三选制、保荐,到了秦汉时期,保举制、推择为吏、察举制,察举制的实施还一直延伸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九品中正制的同时,察举制一直在发挥着选拔人才的职能。唐代的荐举制度与前代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唐代荐举包括公荐、私荐和自荐。在这些荐举形式中,公荐是被看做最能选拔人才的选官途径,而私荐由于出于某些私人原因被世人认为是与公荐背道而驰的。实际上,在盛唐时期,大量文人、隐士通过朝中好友的举荐得官,并不能一味地否定私荐制,私荐只是在唐代后期问题过于严重,成为了具有选任权的个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手段之一,也造成了吏治的混乱。而自荐作为选官方式的一朵奇葩,是在朝廷考虑到有才之人无人举荐才设置的,这和科举制中的制举殊途同归,它能最大程度的把举官的身份限制降到最低,同时由于自荐里获官比较困难,使得某些文人为了获得官职,千方百计地讨好巴结当权者,这种自荐也丧失了作为文人本应具有的高尚德行,自荐也有变质之势。在唐代荐举制度的逐渐形成过程中,尽管选举权逐渐放开,还是受到了来自中央和地方多种势力的干扰,从而造成了荐举过滥、过多,对官僚体系产生不利影响,亦对中央集权制度构成威胁。以至于皇帝不得不多次进行调整和改革,务求在选任得当的前提下保证对选举权的控制。但随着荐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备,以及铨选制的流弊,官吏选拔的主要掌控权力也逐渐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而荐举制在这样的矛盾之下仍不断地发展着,从实际效果而言,皇帝对选任权的操控是没有达到既定目标的。唐朝荐举制度在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中,大体经过两个阶段:即唐高祖到玄宗初期;玄宗后期到唐末。在前一阶段即唐高祖到唐高宗时期,荐举还未规范,而在武则天时期,荐举制度发展到高峰时期,一大批中小地主、寒门士人通过被荐登上政治舞台,但同时也造成了官阙的极度紧张,不得已设置了不少试官,这种大胆放权、破格举人的做法受到了后世陆贽的赞赏;于此同时,不用通过吏部考核而直接获官,造成了纲纪大败,而此时公荐在无官阙的情况下停步不前;第二阶段,玄宗时期到唐末。在玄宗到德宗时期,中央放宽了荐举的条件,使不少官吏,甚至布衣都得到了举荐的机会,也使玄宗朝人才济济。但在安史之乱后,朝廷将重心转向平叛,这一政策一直影响肃、代时期,造成了肃宗时期“政或随时,多逐权宜”,荐举制度也因此没有大的突破。直到德宗时期,这种混乱局面才有所改变,荐举制也重新回到了正轨。宪宗时期到唐末,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在唐后期权臣、宦官、地方藩府等几股势力的共同冲击下,已经不可避免的丧失了主导地位,其对选官的话语权也随之减弱。虽然皇帝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对荐举进行一定的约束,但就像一度被废止的中央台省长官荐一样,大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唐代的荐举制度,和科举共同作用最大程度的打压了门荫入仕,吸收了一大批中小地主、普通士人参与到政权事务上来,特别是荐举中的使职荐,通过辟署后奏请官员,吸收了大批武职入仕者。相对比门荫制,在自身的入仕起点和转迁速度上都已和前朝有了较大的差距,门荫制在选官中的地位日益下滑;唐代荐举制度,使得平民布衣、选人、在职官员都有明显的入仕渠道,对于人才的选任和官员的转迁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是举荐能够顺利完成的制度保证;唐朝的荐举制度,从临时的、辅助性的选官方式变成制度型的重要选官方式,为日后宋朝荐举制的完善创造了前提,宋朝借鉴了唐朝的荐举制度,对举主和被举者的规定日益严格;对荐举内容的进一步细化,保荐制也在宋朝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