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的投资非理性问题日益严重:一些项目投资严重过度,一些项目投资严重不足,已经对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分析显示,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可能是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诱因,是否的确如此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及有关部门正力求通过加强政府审计来治理这一问题,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或文件,深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以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现对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乱象的治理。那么,这一治理方式真得有效吗?显然研究这两个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我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为研究样本,采用2013-2017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政绩对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的诱导影响及政府审计对诱导影响的治理效应。为完成这一任务,论文基于如下思路逐渐展开:基于现状分析的结果,在进一步博弈及理论分析并提出两个核心假说基础上,首先,确定研究样本、计量模型及变量计算思路并对关键指标进行计算;其次,对两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测试;最后,依据结论及分析要点给出政策启示并指出研究不足。在这一过程中,如下三个重要问题逐一得到解决:(1)采用博弈方法对政绩、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及政府审计三者的关系展开分析;(2)关键指标的计算;(3)对假说的计量验证。结果发现:(1)官员追求政绩的确对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有诱导作用;(2)政府审计可以制约政绩追求对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的诱导作用;(3)政府审计的治理力度较弱。究其因,一方面在于政府审计表征指标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偏差。即选用的基于对领导干部审计计算的指标并不能完全覆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因而政府审计的实证结果虽然显示出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显示的治理力度较弱;另一方面在于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力度不够。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审计的问责效果,也使得政府审计对政绩与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关系的影响变得很弱。基于研究结论,针对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问题的治理,有如下三点政策启示:(1)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2)完善政府审计监督机制;(3)健全政府投资决策机制。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1)用博弈方法解读了政绩、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及政府审计三者间的关系;(2)地方政府投资非理性及政绩衡量指标的设计与计算;(3)采用计量方法对政绩、地方投资非理性及政府审计三者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