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当选大总统,标志着北洋政府的成立,到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共约15年。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就极为重视宗教方面的管理。从1913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先后以各种形式出台宗教管理法规,将相关事务的主管机关,宗教庙产,宗教人事,权力救济等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北洋政府时期的宗教管理立法,在吸收近代东西方宗教管理立法的先进成果上,保留了传统社会下对宗教管理的治理惯性,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宗教管理法律体系。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对北洋政府1913年至1927年间的宗教管理立法活动进行考察,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在宏观上确定北洋政府宗教立法的动因、所取得的立法成就、立法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对相关文件进行抽象分析,从主管机关、庙产管理、宗教人事、权利救济四个方面,全面的还原本时期宗教管理制度的全貌,以期能够对其进行较为公允的评价。全文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引言:介绍选题原因,研究现状和研究创新点。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北洋时期的宗教管理立法的宏观介绍。作为近代化进程中的北洋政府,在政权建立之初,即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宗教管理立法,其根本动因在于北洋政府试图通过宗教管理立法的形式,掠夺宗教财产,以弥补自身庞大的军费漏洞。在受到大陆法系国家宗教管理立法模式的影响下,北洋政府先后以宪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最高院判例的形式,形成了形式较为规范,层次清晰,涵盖面广泛的宗教管理法律体系。并在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宗教管理立法的基础上,规定了政教分离,行政目的导向等基本立法原则。第二部分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宗教管理立法的微观探索,对其纷繁复杂的法律文件内容进行分类汇总。着重说明,北洋时期的宗教管理制度虽然在宏观上秉承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在制度设计上,则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以宗教庙产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宗教管理制度。首先,北洋政府通过政府官制令的形式,确定了传统汉地宗教事务由教育部和内政部主管,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宗教事务由蒙藏院负责管辖。其次,在宗教庙产管理制度方面,北洋政府在对庙产公私属性划分的前提下,将庙产使用权、管理权、监督权赋予不同主体,建立起了宗教庙产管理制度。再次,在宗教人事方面,北洋政府主要是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确定地方主管机关对寺院住持选举具有管理权,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边疆藏传佛教僧人的登记准入和驻京履职制度。最后,在僧侣的权利救济方面,则主要是以诉讼法和诉愿法为主,辅以部分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规定。第三部分以北洋政府时期宗教管理立法对当时宗教事业所产生的具体效果为基础,从制度设计和运行实效两个角度出发,对该时期宗教管理法律制度进行综合评析。首先在局限性上,该时期的宗教管理制度无论在立法目的还是法律适用范围上,都体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未能从根本上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宗教间的平等对待,缺乏保护的诚意。其次在成效上,北洋时期的宗教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预定的立法目的,实现了政教之间的关系的缓和,维护了蒙藏等边缘地区的稳定,并推动了传统宗教的近代化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