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与民法作为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两大基本法律,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二者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但在规制范围与概念表述上二者又具有交叉与重合之处。《民法总则》颁行后提出诸多新规定与新理念,这些新规定与新理念不但对规范民事活动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而且也会对刑法的立法以及刑事司法产生重要的影响。刑法作为民法的保障法,应根据民法规定中与刑法相关的新理念,积极的作出相应调适。本文针对学界中有较大争议的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见义勇为责任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分别介绍了《民法总则》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确立的新规则,分析了刑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分析了《民法总则》颁行后刑法应根据民法规定作出的现实调适。第一部分围绕虚拟财产之刑法因应调适展开。虚拟财产相关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民法总则》首次确定了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但并未对虚拟财产的权属性质作出表述。笔者通过分析各种学说观点以及《民法总则(草案)》的修改过程,得出应将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对待。分析了刑法实践中的两个典型案例,得出法院判决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源于法官对于虚拟财产权属性质认定上的差别。笔者认为在民法确立了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后,刑法应当以民法规定为指引,将虚拟财产作为财产犯罪处理。第二部分围绕个人信息保护之刑法因应调适展开。首先介绍了个人信息的相关概念,并分析了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提出应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然后通过对比刑法与民法规定中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区别,得出刑法应以民法为参照,适当增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将非法使用、加工等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第三部分围绕见义勇为行为评价之刑法因应调适展开。介绍了《民法总则》中关于见义勇为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分析了我国刑法中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评价,提出在刑法中见义勇为的行为应成立正当防卫,并通过小案例的形式对必要限度进行分析。笔者从法秩序一致性原理分析了刑法与民法规定应保持一致性,并提出对于自觉主动实施救助行为的见义勇为者,只要其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即使造成受助人一定损害后果的,也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