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开始,话语分析逐步进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视野,随着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与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与中国传播学者的见面,话语分析研究出现高潮。但随着研究冲动的退却,我们发现话语分析并没有人们预先想象的那样成为传播研究的崭新路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论传播学研究的是社会信息系统还是归结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或是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其间的关键词“感觉”、“意识”、“信息”、“内容”等事物并非是自然的或给定的。而是一种“符号/话语/文本性”的“实在”,“都是由我们所采用的语言符号(及相应话语/文本/理论)建构起来的”。事实上,在推进传播哲学化的进程中,关注语言哲学、话语理论,并从现代信息社会的视角切入,分析当代中国传播话语应用现状,进而阐释传播话语分析新的方法论原则,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话语分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分析方法,它有着怎样的理论内涵。在当前,中国传播话语分析的应用情况如何,中国传播学者眼中的分析模式是怎样的,是否有局限与不足?如果有,我们该从什么样的思考路径去改进它,是否存在一种新的话语分析模式的可能性。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十分必要。本文着眼于话语分析与传播学发展的内在勾连,先指出话语分析对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从当代中国传播话语分析具体应用文本出发,从文本指向、互文性分析、话语主体、权力问题四个方面指出其结构主义式分析模式的局限。最后,通过分析话语分析后现代、批判性的理论属性,并重新挖掘福柯的话语理论,试图建构出传播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