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并非是一个100%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业绩的投资活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公司所有者与实际管理者并非同一人的情况,导致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从而引发出代理问题。股权激励制度从1993年开始被引入中国,为了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我国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对CEO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公司的股东和代理人往往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公司股东往往比CEO更愿意承担风险。因为公司股东因为投资渠道更多,收入来源更为广泛,而公司高管由于智能依靠有限的人力资本获取收入,因此两者相比较而言公司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弱。本文认为不存在绝对的风险中立,所以本文认为高管风险态度为风险规避型,股东为风险寻求型。资本市场中高风险往往对应着高收益,敢于承担风险是获得收益的前提,在面对收益高但有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时CEO往往会因为不愿意承担风险而放弃那些投资项目。并购是企业的一项重大投资项目,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CEO往往是企业并购活动的重要决策者之一,设计合适的薪酬契约来影响他们的风险偏好水平,使其与股东保持一致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我国A股市场中普遍运用的两种股权激励模式分别是股票期权激励和限制性股票激励。两者虽然都是对CEO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但是由于它们本身在行权价以及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使得两者在对CEO风险偏好上产生不同的影响,而CEO的风险偏好与高风险的并购决策息息相关。在对于CEO股权激励计划与并购决策的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都只探讨宽泛的股权激励对并购等投资决策的影响,也就是把股权激励当做一个整体,而很少去区分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如普通股票、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等对并购决策的作用,因此造成了学术界不同类型的股权激励计划对并购决策影响无差别的这种现象。事实上,限制性股票激励与股票期权激励在激励方式、等待期、行权价等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对CEO风险偏好的影响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并购决策上的影响也有差别。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风险承担理论、最优契约理论以及前景理论出发,研究授予CEO不同类型股权激励计划对具有风险的并购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假设,实证研究不同类型股权激励方式对上市公司并购决策以及并购规模产生影响的差异性,并做出合理解释。另外本文将股权激励强度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乘项引入到本文的研究框架中,并根据股权激励类型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董事会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环境对CEO股权激励和并购决策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13-2017年度期间对CEO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上证以及深证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借助stata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CEO在任期被授予股权激励后3年内完成的并购行为。最终研究发现相比于限制性股票激励,取得股票期权的CEO更倾向于做出并购决策并且并购交易的规模更大。这是因为股票期权对CEO风险偏好的影响更大,更能够使得CEO愿意承担风险。独立董事占比和董事会规模在股权激励程度和并购决策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股权激励类型为股票期权激励时表现的更加明显。环境不确定性对股权激励和并购决策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激励类型为股票期权激励时,这种调节作用表现的更加明显。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股权激励激励和管理层风险偏好的相关研究,为公司完善相关长期激励机制以及应重视对CEO的风险偏好施加影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