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写作”是“90年代诗歌”重要的诗学话语之一,但在90年代诗学话语建构中,并未达成共识。意见分歧主要以三方论述作为主体：以“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为代表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他们以“中年写作”作为一种诗艺成熟的象征性表述。“中年写作”中的“中年”不是生理上的年龄,而是“1989”诗人写作转向后期望达到的一种写作的成熟状态。以“民间写作”诗人群为主体的诗人及诗歌研究者不认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对“中年写作”的象征性赋义,他们认为,“中年写作”状态是几乎所有长寿的诗人、作家都可能经历的一个写作过程中“减速、抑制、开阔”的时期。从更广范围论述“中年写作”的是以王富仁、陈思和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年写作”跟生理年龄密切相关,同时它还体现出了一种“中年文化”,而这种文化特征不是“90年代诗歌”的特权,它是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的人类主观意愿和客观外在环境结合的产物。鉴于有必要厘清观念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本文分为五章,分别从“中年写作”话语的提出；“中年写作”话语的品质；“中年写作”话语的思想焦点；“中年写作”话语的形式特征和“中年写作”话语的思维悖论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年写作”话语的提出。“中年写作”是在社会转型造成知识分子心态改变,以往写作失效的语境下提出的一种应对现实的写作策略,同时也是对一种沉静、开阔的写作姿态的期待。第二章主要分析“中年写作”话语与“中生代”、“中间代”、传统士大夫文人的“悲秋”“怀旧情结”、罗兰·巴特提出的“写作的秋天状态”等概念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凸显出“中年写作”话语的独特品质。第三章主要考察“中年写作”话语的两个思想焦点。首先,“中年写作”是在社会转型,诗人以及诗歌被边缘化的语境下提出的,由此“中年写作”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展现了一种疏离的姿态,这种疏离姿态是一种“中年”智慧的体现,在创作中,表现为对“反讽意识”和“喜剧精神”的重视。其次,在历史观(时间观)上,“中年写作”放弃了整体性的时间观念(历史观念),“线性”时间观念蜕变成“碎片”时间观念。另外,整体性时间观念的丧失也使“中年写作”对于时间可以进行永无休止的重复使用。表现在诗歌文本中则是对同一事件的“增殖”式叙述。第四章着重分析“中年写作”话语的形式特征。“中年写作”在形式上区别于其他诗学话语的不同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诗性叙事”的重视；语速的慢化；创作的“非个人化”,以及“时间意象的空间化”。第五章着重分析“中年写作”话语的思维悖论。“中年写作”是对80年代以来诗坛上蓬勃发展的“青春期写作”模式进行抵抗的策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压制了文学多向发展的可能性,有其自身的局限。同时,“中年写作”在“时间”观念上陷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之中。这些思维上的悖论都源于诗人对社会剧变施加在个人身上的不可逆转影响的敏感以及寻求突围的焦虑。“中年写作”话语本质上反映了诗人们想成就成熟现代新诗的内在焦虑,80年代末期以来,很多诗人和诗歌评论者对此话语的梳理,使其审美特点和诗艺追求渐渐清晰,“中年写作”的诗学观念的建构趋于完成,而内在悖论也随之凸显。但“中年写作”富有建设性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文本,给成长中的中国当代诗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90年代后期,很多诗人和诗评者对“中年写作”话语的补充性陈述,对前期的“二元对立”思维有一定的纠偏作用。进入新世纪后,诗歌的社会功能日益强化,不仅聚焦个人的生活体验,而且对公共事件也有了书写,赋予了诗歌一定的“行动”力量。这些可喜的转变,来源于九十年代诗人对诗歌言说的无尽探索,为此,“中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等一道,成为九十年代诗人通往“经典诗人”和“经典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