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一直处于频繁转向的运行状态,先后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正常化与无上限量化宽松的非常规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的一系列非线性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时变性特点以及不同传导机制下的异质性作用情况。此外,重新审视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维护国内物价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和防范化解宏观金融风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相关文献,然后给出了典型事实及传导机制阐述,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梳理出了价格输入、需求驱动和资本流动三大传导机制。在实证部分,本文以2008年8月至2021年12月为样本区间,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实证发现了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上下游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影响以及货币政策转向期的非对称影响。最后,本文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1）在整个研究样本期间内,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上游PPI的总体影响明显为正向且愈发显著,持续期大致在半年左右,而对我国下游CPI的影响一直不太明显;（2）在美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三大传导机制中,价格输入机制和需求驱动机制机制较为畅通,而资本流动机制的作用效果略显逊色。三大机制对我国上下游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3）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转向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造成了非对称性动态冲击影响: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胀的溢出影响失效,相比于2017年10月资产负债表正常化时期,2020年3月无上限QE时期的冲击影响更强,持续期更久。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创新性地从我国产业上游和下游两个层次来衡量我国通货膨胀对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动态响应机制的结构性差异。即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PPI冲击较为明显,而对我国CPI冲击影响微弱。此外,三大传导机制对我国PPI与CPI的动态传导效果亦不相同;（2）创新性地利用三大传导机制的强弱关系对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上下游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冲击影响作出了解释,即价格输入机制和需求驱动机制机制较为畅通,而资本流动机制的作用效果略显逊色。价格输入机制主要对我国PPI形成正向冲击,需求驱动机制对我国PPI和CPI的正向冲击效果相当,但需求驱动机制对我国CPI的影响力度在逐年减小,资本流动机制对我国CPI正向冲击效果较为明显。再加上我国央行偏爱关注CPI水平并拥有杰出的调控能力等因素,共同导致了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上下游通货膨胀影响的结构性差异;（3）利用TVP-VAR模型捕捉到了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转向时期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非对称差异,并用三大机制的强弱作用关系给出了有力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价格输入机制和需求驱动机制已经完全失效,资本流动机制虽表现出瞬时而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总体上看响应程度微弱,因此该时期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胀的溢出影响失效。相较于2017年10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正常化时期,2020年3月美联储无上限QE时期价格输入机制和需求驱动机制表现更强烈,资本流动机制均不明显,由此造成了美联储不同政策转向时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非对称溢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