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著作权法》对广播权制度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我国传统广播权制度的不足,使其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更加协调,体现了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且在权利控制范畴上有所扩大,使广播权制度更加科学,但有关广播权的权利范畴并不明确。本文将采取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梳理传统广播权制度向综合广播权制度演变的历程,并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其他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利做横向比较,揭示出我国广播权权利范畴认定存在的困境及原因,尝试对我国广播权的权利范畴作出清晰的界定。首先,本文分析了我国传统广播权制度的基本理论,以及该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传统广播权的权利范畴不够全面,其仅能涵盖通过无线形式对承载节目的广播信号的传播行为,而对于初始传播信号为有线的广播形式则不能有效应对。这导致大量侵害著作权人广播权的侵权行为落入了权利保护的真空地带,这严重背离了设定广播权制度时的立法目的。其次,通过对广播权与表演权、转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传播权本质特征的横向比较与分析,厘清广播权的权利内涵与外延,为司法实践正确认定某类传播行为是否应受广播权控制做出裁判指引。最后,本文建议在判断我国广播权具体的权利范畴时,应建立在对广播权所能控制的广播行为的基本要素清晰界定的基础之上,司法裁判人员应坚持开放的法律解释原则,同时应谨慎适用兜底条款,防止损害权利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