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重建是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西周的礼乐秩序和宗法制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被破坏殆尽，因此，怎样重建社会秩序，也就成了当时的思想家们必须思考和加以解决的紧迫任务，思想家们提出各自的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在这些争鸣的思想中，无论是其时，还是以后的相当长的中国思想史中，肇始于孔子的儒家思想都是极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种。本文即选择以荀子的礼学作为研究对象，试图管中窥豹，去了解儒家在秩序重建方面的努力。　　 在儒家对秩序重建的努力中，孔子第一次将礼乐秩序的根源内溯为人的道德情感的真实与自觉。一方面，他承认礼的外在规范对人格的养成作用，但同时，他又将践礼内化为道德自觉，以仁为礼的内在根基。在孔子看来，没有内在仁为根据的礼是空洞的；而没有礼作为外在的约束，仁就无法表现。这种思想理路启发了思孟学派，他们把这种道德自觉性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认为人的这种道德品质就是人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这种先验道德自觉。这实际上是将人的社会道德属性看作人的本质或者人性。荀子承认人的道德性来源于他的社会属性。但是他反驳说，人性的概念规定了人性本身是天然造就，不可学事的，因此任何不符合这种概念规定的都不是人性，在这种意义上来看，善或者道德不属于人性范畴。而且如果将善和人性混为一谈的话，这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混淆了统类概念，更在实践上取消了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是有害的。而且，就现实的情况来看，人自然生就的本性，例如各种各样的欲望，如果不加以节制而放任自流的话，造成的只能是社会的无序状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恶的状态。荀子将之概括为性恶。而我们说的善的状态，即社会的有序，士君子的人格的完善等等，都有赖于人为的结果。荀子将之称之为“伪”。人之为成为人，是一个通过学而逐渐积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恶性因素逐渐减少而“伪”的因素逐渐增加。　　 人性恶是荀子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体认，即他所谓的符验；同时更多的是一个理论的预设，一个对礼的必要性的论证的预设。这种对礼的必要性的论证揭示了礼的一个基本价值，那就是“分”，礼通过“分”建立有序的社会状态，并达到养的效果。在礼的规范下，人的欲望的无限和外部世界的资源的有限达成和解，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更多的物资在欲望的促使下被生产出来，从而达到了二者的相生相长。同时，因为天与人之间的分离，人为的善的高悬为初始状态的人克服自身的性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人必须通过学习达到这个目标；人也具有这种能力，最终克服自身的天性的恶的因素，达到社会和谐有序的善的状态。这就是荀子对人的“心知”的能力的引入。在这个过程中，礼是手段也是目的，心做出判断，促使人追求礼，礼反过来促成内心的和谐状态，最终形成社会的普遍和谐--而不是类似于法家那样，仅仅依靠外在的规范达到强制性的有序。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中，荀子虽然强调了人性恶，但是他最终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的群体属性和群体生活。礼始终居有于思想逻辑核心之中。礼对个体是一种道德生活，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荀子所有的一切的理论都是围绕着礼的功用、礼的价值、实践礼的途径和方法展开。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完整的人，以及社会也必须在一定的礼仪状态之中，才能构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是礼仪的存在。　　 本文即是立足于上述认识，对《荀子》的礼学思想进行解读和阐释。其大致思路如下：第一章立足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所面对的问题，来自其他诸子思想的挑战以及儒家内部思想的分化三个方面，解读出荀子礼学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提出的思想背景；第二章将在天人相分的理论基础上，对荀子的人性论进行解读，在与孟子的人性论的比较中，凸显出其提出人性论的根本目的何在及对荀子思想体系的意义；第三章将对荀子的“知通统类”思想进行简单的讨论，探讨人能够礼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以求揭示荀子的礼的内涵与实质；第四章将围绕人怎么实现秩序化的问题展开，讨论荀子提出的人的自我提升的方法和目标，以及在秩序的重建方面所作的努力；第五章则对上述阐述进行简单总结，以求揭示以荀子礼学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