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化导致的“脱实向虚”问题更加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国的情况略有不同,除传统金融行业外,房地产业在我国产业和就业结构中的重要性也显著增加,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和房地产获利占比日益上升,实业投资率持续下滑,经济持续“脱实向虚”。对于微观企业来说,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能够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运营资金,降低财务成本,但也挤出了企业营运资本投入,影响主营业务的发展。已有文献大多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出发论证企业金融化的负面效应。企业成本加成率反映了企业主营业务的市场竞争力,较高的成本加成率是企业盈利扩张的前提,在国际贸易学和产业经济学领域应用较多。本文基于企业金融化的现实,通过构建一个框架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化对主营业务成本加成率的作用方向、干扰因素和影响机制,为降低金融化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传统理论从财务决策的角度出发认为金融化是企业为实现不同财务目标进行的必要的流动性管理。本文在后凯恩斯主义公司理论和定价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构建简单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处于垄断和寡头行业的以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后凯恩斯主义公司的定价行为。认为对于金融资产占比低于50%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主营业务成本加成率越低。同时,金融化对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受融资成本、资本结构、产能利用率、资本产能比调节。融资成本越高、产能利用率越低、资本产能比越大,金融化对成本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本文接下来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选取2007年-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DLW法测算成本加成率,分行业描述性统计发现2007年-2018年各行业金融化程度趋于收敛,成本加成率逐渐提升;各行业成本加成率和金融化程度差异较大,批发零售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最高而成本加成率最低。分金融化程度的核密度图进一步显示金融化程度高的上市公司成本加成率低,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研发创新投资占比较低。本文最后构建实证分析模型验证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对成本加成率的作用方向、干扰因素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负向影响成本加成率,金融化程度每上涨一倍,成本加成率降低0.1265;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金融化程度上涨一倍,成本加成率降低0.0707。（2）产权异质性对金融化与成本加成率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国有上市公司面临预算软约束和融资优待,平均来看金融化程度相对民营上市公司较高,但金融化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系数为-0.1016,显著小于民营上市公司的-0.1263。（3）金融化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存在金融资产结构差异,相对于流动性强、收益低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限长、收益高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对成本加成率的负面影响更大。（4）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金融资产主要通过挤出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资影响成本加成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