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市民休闲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彰显一个城市文化气质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广场还被看作是承载城市变迁的重要载体。因此，本文以“广场”这一特定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围绕“空间”“交往”和“权力”三个维度来挖掘特定广场空间所蕴含的意义。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将休宁县城广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历时性研究，揭示休宁县城广场的发展变迁;与此同时，又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广场进行共时性研究，揭示特定时期广场空间中“交往”和“权力”的不同特征。　　休宁，作为皖南的一个徽州小城，其县城广场的发展与中国千千万万个城市广场的发展有着相似之处，但又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上世纪50年代至今，休宁县城广场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社会的风云巨变。个体的命运，城市的发展，时代的变迁都能从这一特定的空间中窥见一斑。　　研究发现，休宁县城广场的空间发展经历了由“台-广场-公园”的变迁。“台”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胜利台人民广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休宁县城进行空间规划，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型广场。主要包括“状元文化广场”、“工商城广场”“新宁广场”“富宁时代广场”以及“学府广场”;新世纪初，依托横江水利风景区建设起来的“横江公园”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空间类型，它是迎合人们对休闲养生的诉求而出现的城市空间新样态。因此，不同的年代催生不同的需求，广场形态及其功能的每一次变迁都是对人们需求的极大满足。　　其次，广场空间作为承载市民交往活动的平台，其变迁的历程也展现了市民交往方式的改变。胜利台人民广场上，人们在政治挟裹下的集体狂欢中结下了“同志式”的集体情谊;到了状元广场，人们解放压抑的个性，结成共同体，寻求归属与认同;而横江公园则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态资源，人们在这里滤去外界的一切杂念实现真正的返朴归真，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人们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个体。　　再次，广场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往往是城市中不同群体进行空间争夺和权力搏弈的场域。广场空间形态及其功能的变迁所引发的空间主体权力的变化，更是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时代发展变迁的真实写照。作为政治活动展演场的胜利台人民广场是权力显性展示的空间，广场成为权力规训的重要工具，空间中的主体处于“单音独鸣”和“意义遵从”的两极。新时期的状元文化广场作为多元主体的活动平台仍然渗透着权力的隐性展示。再加之商业力量的介入，使得这一空间成为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场域。而横江公园作为一个相对开放且自由的空间，融合权力规训和人性发展的需求，在规训与自由之间实现空间的重构。　　从“台”-“广场”-“公园”，休宁县城公共空间的发展从嬗变中求“新生”。这种“新生”首先是城市建设的标志，展现了城市的发展进步。其次，不同时期的空间建设与地方特色文化进行巧妙融合，使得广场这一特定空间成为地方形象的象征性展示。最后，它展现的是“广场”与“入”的关系的变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追求，不同的价值取向，“广场空间”的变迁既顺应了人性发展的需求，也体现了一个社会从坚硬到柔软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