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贿赂罪在我国刑法的立法沿革中,一直被保留至今。但随着近年来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对相关贿赂犯罪的罪名、定罪、量刑、犯罪数额认定等问题不断完善。介绍贿赂罪却只增设了罚金刑,并无其他详细的解释。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存在介绍贿赂罪、行贿罪、受贿罪共同犯罪区分的难题,可见对介绍贿赂罪,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中心,是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认定,以及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共同犯罪的界分。因为通过总结与分析司法实践中介绍贿赂罪的相关案例可以发现。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通常实施多个行为,涉及权钱交易的各个环节。司法实践中,既存在将行为人实施的多个行为都认定为介绍贿赂罪的实行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一罪的判决。也存在将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进行综合评价,认定构成行贿罪或受贿罪共犯的判决。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介绍贿赂罪的争议问题,不仅涉及介绍贿赂罪构成要件的认定,还必然会涉及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共同犯罪的界分问题。本文对于上述疑难问题的解决,主要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件,运用了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目前,随着共犯理论不断发展,特别是共犯正犯化的相关研究,与介绍贿赂罪存在密切联系,可以适用于介绍贿赂罪构成要件的认定中。在坚持区分制的共犯体系下,应当将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实施的多个犯罪行为放置于行贿罪、受贿罪共同犯罪当中,结合共犯原理。依据具体情形,认定为吸收一罪或数罪并罚,使认定的结论符合罪刑法定以及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以下展开本文的具体内容。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介绍贿赂罪的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归纳总结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主要包括:介绍贿赂罪是否应当与行贿罪、受贿罪的共犯行为保持界分。行为人参与行贿、受贿的共谋,教唆行贿、受贿,帮助移交贿赂财物是否属于介绍贿赂罪的实行行为。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在贿赂犯罪中获得财物,是否属于介绍贿赂罪的“情节严重”。如何判断介绍贿赂罪的停止形态。第二部分,通过共犯正犯化的相关理论,对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得出介绍贿赂罪在实质上属于行贿罪与受贿罪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结论。在此基础上,对介绍贿赂罪的实行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定,介绍贿赂应当体现为贿赂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而参与行贿、受贿的共谋,教唆行贿、受贿,帮助移交贿赂财物,都是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行为,不能认定为介绍贿赂罪的实行行为。通过对条文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得出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不能在介绍贿赂的过程中以各种形式获得财物。基于介绍行为所具有的扩张性,介绍贿赂的“情节严重”体现在犯罪涉及人数、次数、造成公共利益损失这几个方面。在主观方面的认定上,强调行为人主观上应当明知行贿人或受贿人已经存在犯罪故意。第三部分,解决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共同犯罪的界分问题。包括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狭义共犯、共同正犯的界分,坚持区分制的共犯体系。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当行为人帮助行贿人移交贿赂财物,未实施介绍行为时,认定为行贿罪的帮助犯。行为人主动唆使他人行贿,认定为行贿罪的教唆犯。行为人与行贿人共谋行贿后又移交了贿赂财物,认定为行贿罪的共同正犯。当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与受贿人存在犯意联络,达成参与受贿的共识,行为人事后共同分配贿款、或单独收受行贿人报酬、私自截留贿赂财物,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不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人与受贿人共谋受贿,占有大量贿赂财物时,依据实质客观说可以认定为受贿罪的共同正犯。第四部分,分析介绍贿赂罪的犯罪形态问题,包括罪数形态的认定以及停止形态的认定。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当行为人触犯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的狭义共犯或共同正犯时,应当认定为数罪。但基于行为之间的吸收关系,应当择一重罪处断。当行为人实施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行为,与另外实施的介绍贿赂行为不存在紧密关联,应当数罪并罚。对于介绍贿赂罪既遂形态的认定,以权钱交易的完成为标准。若权钱交易未能实现,介绍贿赂罪可以认定为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