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与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等相比,劳动者往往更喜欢就业稳定性相对较高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形成了人力资源“到体制内去”的单向流动现象。研究就业稳定性,对于劳动者个人决策行为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测量入手,研究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差距,劳动者在就业稳定性和工资之间的权衡,超稳定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主要观点如下：1.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测量。不同的就业类型其稳定性存在着差别。目前劳动者就业稳定性测量指标劳动合同期限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由于用人单位违规导致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裁员等原因,劳动者在某用人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往往小于劳动合同期限。其次,不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甚至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本文用劳动者就业稳定指数来测量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劳动者就业稳定指数是微观角度的就业稳定性,和劳动者在某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成正比,和劳动者的退休年龄与当前入职年龄之差成反比。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劳动者是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事先”估计在某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这种估计和劳动者所掌握信息的完整性密切相关。2.稳定性角度的就业分类。从就业稳定性角度,可以把中国除农民之外的五个就业群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灵活就业,就业群体为灵活就业人员,劳动者就业稳定指数趋近为0；二是低稳定就业,就业群体为个体就业人员,劳动者就业稳定指数为0-0.029；三是中稳定就业,就业群体为私营企业和城镇其他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乡村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劳动者就业稳定指数为0.029-0.9116；四是超稳定就业,就业群体为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就业稳定指数为0.9116-1。3.超稳定就业的影响因素。劳动者喜好超稳定就业,原因存在于心理、文化、经济、制度等多方面。(1)心理因素：劳动者通常厌恶风险,并且会赋予确定性收益更高的权重。(2)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和士农工商思想,重视就业稳定性高的公职,轻视就业稳定性差的工商业。(3)经济因素：中国超稳定就业往往享有高额垄断资源回报,而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环境则深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4)制度因素：在民营部门与国有单位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公平,社会资源配置失衡。4.就业稳定性对劳动者的影响。按照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如果劳动者充分了解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征信息,并且具有高度流动性,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工资水平会随着就业稳定性的上升而下降。除了基本工资之外,超稳定就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还包括福利待遇、权力寻租等。当前,超稳定就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劳动者就业稳定指数高,所以其工作机会短缺。这样的后果是经济无效率和容易产生腐败。5.超稳定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稳定就业群体薪酬的决定者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而非市场。如果没有正确考虑就业稳定性因素,将有可能扭曲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6.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新解释。近代史上,英国文官制度经过多次改革,裁减文官人数,以雇佣制代替终身制,控制政府支出,管理模式由原有的官僚体系转变为现代化的市场管理体系,其效率和私营企业差别不大。而同期中国科举取仕制度导致封建官僚终生任职从而就业稳定性极高,再加上严重的“重农抑商”思想,人才流动逐渐僵化。人事制度对就业稳定性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经济增长,这为解释近代中国经济由盛而衰提供了一个新视角。7.超稳定就业问题的对策。处理超稳定就业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提高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理想的状态是,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即体制内与体制外双向流动,而不是中国目前盛行的“到体制内去”的单向流动。具体思路如下：缩小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差距；在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时,要把就业稳定性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改善有利于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文章可能的创新点：一是定义出劳动者就业稳定指数来测量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二是超稳定就业群体的薪酬设计如果没有正确考虑就业稳定性因素,将有可能扭曲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三是从科举制度产生的就业稳定性角度,试着解释了近代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